Monthly Archives: August 2008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怎样的梦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可是这个梦想究竟是什么?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更快、更高、更强”、“和平”、“公平竞争”等等。可是,既然说是“同一个梦想”,就不能各自做自己的美梦了。这个梦想究竟是什么,恐怕要问一问口号的创作者的初衷。 不幸的是,关于“One World ,One Dream”的创作者究竟是谁,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 很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问我,能否利用技术手段搞到某个大网站邮件系统2005年的日志,因为他的朋友通过该网站的邮箱参加了2005年奥组委组织的奥运会征集口号的活动,并发出过包括“one world, one dream”口号的邮件,但是据他说,奥组委赖账了,不承认他们收到过这一邮件。 我的答复是:一、这种“技术手段”是违法的;二、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会被承认的,更何况是不可靠的数字证据;三、即便证明你发过这封邮件,也不能证实对方已经收到了。 的确,没有证据让我们相信奥运会的英文口号出自我朋友的朋友——我后来知道他叫方寿威(我并不认识),因为前两天偶然从网上看到“方寿威诉奥组委侵犯知识产权案一审代理词”[1],也是很久以前的文章了。 法院的审理当然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虽然我们的“爱国主义者”一直是被这样的一面之词教育出来的)。在“北京奥组委回应方寿威诉奥运口号侵其知识产权”[2]中,奥组委称没有从应征的21万余件作品中选出满意的作品,最后的口号“One World One Dream”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根据[3]中的介绍,主要是何振梁先生吸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把他几经修改的“One world, one future”改成了“One World, One Dream”。虽然北京奥组委最初承诺,在全球征集活动中,一旦某一口号获选,将向口号的提出者颁发认可证书;但是“没有单一的获胜者,”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2005年曾表示:“这一主题口号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智慧”[4]。何振梁先生所说的“专家们”,是不是刘淇所说的“成千上万人”?是不是那21万件作品的作者? 不过,奥组委的回应也并非无可质疑。在与方寿威的官司中,根据方寿威代理律师提供的材料[1],奥组委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目录中备注道:“关于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的集体创作过程还有许多书证,但均属内部文件且涉密,无法提交”。于是[1]中质疑道: “这至少说明三点:第一,被告未能提交书证,只能提供证人证言;第二,奥运口号的产生是公开征集的过程中,若按被告所称,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又声称创作过程涉密,其本身其诚信值得怀疑;第三,被告既未说明是涉及国家秘密、也未说明是商业秘密,且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从无涉密证据不能向法院提交的规定。恰恰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第十七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也就是说,涉及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仅仅是不公开质证,而非对方当事人甚至法院也无权获得,且我们已多次申请法院对被告所称的材料进行调查收集,希望能够帮助法院查明真相,甚至帮助被告说明情况,可惜法院一直没能作出回应,在此,再次提出申请。” 算了,一旦冠以“国家”的名义,这东西就神圣得不容置疑了,“国家秘密”更是我等草民无从知道的喽! 就像如果没有内幕人士爆料,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林妙可的声音是假的一样。另外,管它知识产权归谁呢,反正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历来都是一个集体,个人从来没有意义。据说后来方寿威也只好不了了之,以为国家做了贡献来聊以自慰。 *************** 那么,第二个问题:这个“梦想(Dream)”究竟是什么? 我们暂且接受这一口号是集体智慧结晶这一说法。根据何振梁老先生的解释,这一口号“融合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思想:天人合一,和为贵,世界大同”[3],何振梁说:“这个梦想就是和平、和睦和人与自然的和谐。”[5] 然而,何老似乎把One World, One Dream中Dream的含义偷梁换柱了。 如[4]中所言,“何老格外欣赏专家们在主题口号中体现的‘梦想dream’理念。“马丁?路德金那篇在全世界被广为传颂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文章中,反复咏叹的就是dream。北京奥运会的dream,从英文角度看,更容易被接受,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因此,何老选择One Dream 的理由,是因为马丁?路德金的Dream而“容易被接受,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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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藤嘉《北京人为什么闯红灯?》

2008年05月22日 08:37:07  来源: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2003年正值“非典”高峰,我来到北京,当时就对北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城市里,市民为什么那么清一色地闯红灯?生命不怕受到威胁吗?市民为什么不排队?为什么不仅不排队,还侵犯他人的权利插队?市民为什么在公共场所,比如地铁、商店等,不顾周围的人大声说话、抢位子?他们为什么为“有位子坐”这么微小的个人利益而“奋斗”?为什么为“抢到位子”这么不文明的“成功”而感到“有成就感”?当时的我在众多“为什么”面前,似乎是一塌糊涂,没法“消化”北京现象带来的“冲击”。 日本首都东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人口达2000万以上,是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东京地少人多,人口密度相当高。环境很拥挤,但绿化比较成熟。在东京,城市运作很有秩序,人们的生活很有规矩。东京的地铁简直像“蛛网”一样,只要在中心地区,去哪里都有地铁站,去哪个大厦或商店都有出口。东京城不愿意因人为因素而导致混乱、失去秩序,东京人更不愿意因非人为因素,而使自己的工作、生活受阻碍。总之,东京城与东京人之间的关系是“双赢”的。 我在北京待了5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对“北京现象”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变化。首先,客观情况本身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城市正在走向秩序,市民正在走向规矩。对北京来说,“秩序和规矩”是新颖的变化。今天在街上、马路边规范行人的交通协管员,地铁、公交里呼吁文明行为的广播,出租车公司要求司机讲卫生的宣传画,还有已无处不在的英语标识,都是2003年我刚来北京时不存在的。 前几天,我遇到了曾难以想像的场面。在王府井的公交车站,大概有30多个人特别有序地排队等车,主动与交通协管员配合,有些行人还看着旁边每月11日“排队日”的宣传牌,高兴地跟周围的乘客聊“排队的重要性”。在地铁里,人们也开始排队买票、等车,逐步落实“先下后上”的国际标准。在出租车里,司机的态度有了一定好转,北京堵车虽让人很郁闷,但跟友好的司机先生聊一聊,感觉还是很开心的。最大的变化恐怕是餐厅服务员的素质,虽然也有例外,但大部分北京的餐厅服务员都很热情、好客,有时候服务技能比日本还“厉害”。中国的上述变化是“跨越性”的。 在日本,有一句话叫做“世间样(Sekensama)”,含义为“社会至上”。“世间样”要求每一个国民作为个人,应该服从多数,更应服从整个社会秩序。在公共秩序方面,日本人的“从众心理”最明显,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国民性以及战后培养出来的文明素质,使得大众都相当克制,日本人比较懂得“自律”。总之,“世间样”面前人们都平等,既然你有享受平等的权利,从中获得“安心、稳定生活”的巨大利益,就不轻易违背“世间样”约束的一切。 而北京情况不同。在北京,包括中国其他城市,没有日本式的“世间样”。这意味着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能给他们带来某种价值、行为判断标准的“领袖”。因此中国人对有一点很模糊,即“我该凭什么判断事物?”这里说的“价值”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简单化产物,也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人们凭什么理由服从秩序?凭什么动力与他者协调?社会凭什么手段凝固人们?凭什么工具维持秩序?凭什么方式创造和谐?。 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在下决心时,日本人一般以“可否”来判断,而中国人则以“能否”来判断。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例子。无论在路上有车还是没车时,只要是红灯,日本人一般不过马路。因为,我们很清楚“红灯时不可以过马路,灯变绿后才能过”。中国人则不同。无论有车没车,在红灯面前,中国人一般不考虑可不可以过马路,只要觉得生命不受到威胁,就会毫不犹豫地闯过去。 当然,此事实也不能否定“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在中国,人们的从众心理在某些问题或事件上,比如精英就业观、对外界敏感性、民族意识等问题上,人们相当从众,其浓厚程度甚至正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对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排除北京今后将依靠“个人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社会”的方式,创造秩序的局面。不过,这需要时间。 我的观察依然继续…… (作者 [日]加藤嘉一本文由作者用中文写成) 转贴自: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22/content_82248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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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奥运安保

尽管奥运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我仍然支持奥运,理由之一也许包括“让世界了解中国”,也 “让中国了解世界”。比如最直接的一点好处,政府为了证明中国的互联网是“完全自由”的,允许我自由地访问维基百科了,虽然访问新语丝仍然不是那么“自由”。虽然我们今天的世界也像互联网那样无法与外界方便地沟通与交流,但是我希望从北京奥运开始,我们能够坦率的去追求那“同一个梦想”(据何振梁说是,这个“梦想”源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1],可是何老好像忘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是什么)。 为保障奥运期间的安全,国家采取的许多安全保卫措施我都是理解的,比如我看到的导弹发射架和夜间的探照灯。然而,如果要求每个人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来保障奥运安全,像下面我所遇到的那样,我却有些不理解了:我们不是反对将奥运政治化么? 放假前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跟奥运安保有关,本人所在的单位也开了全体会议。领导强调,奥运期间的防火是安全的重点,这本无可厚非。但是,领导强调,如果在奥运期间着火了,一定不能打火警电话119报警,而是要给办公室值班人员打电话,由本单位上报学校安保部门,视火情紧急情况,决定是否向119报警。领导解释说,如果奥运期间一点儿火灾就向119报警,会严重影响清华的声誉。又有领导强调说,如果万一着火,自己能解决的一定要自己搞定,千万不能当“范跑跑”。 第二天我因为其他事情打办公室的“报警”电话,拨了五六次总也打不通,只好自己跑过去了。刚好遇到技术人员问电话是什么故障,答曰大概是电缆被小偷挖去卖钱了,附近的许多电话都打不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第三十二条规定:“任何人发现火灾时,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如果万一不幸失火且有生命危险,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不仅仅是法律规定,而且也是当事人保命的需要。我相信消防队有专业的设备和经验,比其他组织或个人更胜任灭火救人的任务。不知道我们单位有哪些措施让我相信,在关键时刻他们比消防队更能救我一命?如果经过各级领导逐级上报之后再叫来消防队,我可能已经成了大块的烤肉。哦,还忘了,我的小命还有可能掌握在那个偷盗电缆的小偷手里! 我也不认同“范跑跑”,但是如果危急时刻我的同事们面临的是仪器设备,而不是几十个脆弱的生命,究竟是跑还是不跑呢?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前小学课本里“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想起了文革期间,那对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与暴风雨搏斗差点儿送命的小英雄。难道我们生命不如那些仪器和设备重要吗?我不知道领导们是否真正懂得什么叫“以人为本”,但是温总理在汶川地震中总是强调:“救人是重中之重”总应该理解吧?不知道领导脑子里的文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什么叫“负面新闻”了,事实就是事实,对谁的影响是“负面”的?其实很多人都明白,所谓单位集体的荣誉,不过是领导的荣誉或领导的官位。虽然我们都盼着一个平平安安的奥运,但是万一失火了,电话报警让消防队知道(当然也让上上级领导知道了),对谁的影响最大呢?我不觉得学校里一个普通的学生或教师会因为火灾而脸上无光,也许只有领导可能因此受些批评或处分。大家心里都明白,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领导的命令为本,究竟是“集体的荣誉”还是“领导的荣誉”,只是大家听惯了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除了在心里笑一笑,谁也不当回事儿。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克拉玛依那场大火中,为什么会“让领导先走”,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继续坐稳了位置甚至飞黄腾达(参见[3],我没做确认)。在一个从上而下建立起来、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僚体制中,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在金字塔的塔尖,高高在上最高领导人没有领导了,他们“以民为本”,可是他们看不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人民”只是一个集体名词而已;除此之外的各级官员只是对自己的上级领导负责,你的死活只要不影响到我的利益,便可以为了“集体利益”或者“集体荣誉”而牺牲掉了。  ************* 如果说领导讲话是“屁股决定脑袋”,那么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大概是80后的吧)下面的说法就无法解释了。我这位同事在领导指示结束之后补充说,他接受过官方组织的奥运安保培训,因为清华跳水馆(游泳馆)是训练馆之一,他会参与其中的组织或管理工作。他告诫大家说,因为跳水馆附近是对媒体开放的,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我问为什么?答曰,那里的海外媒体采访你后会发表一些片面的观点。我并不怀疑我那位同事是一片好心,如果自己的看法被海外媒体歪曲,给自己惹来麻烦然后被领导关心,可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然而,我不知道这位同事为什么相信海外媒体发表的观点比国内媒体的观点更“片面”,据我所知,周围绝大部分人都是看不到海外媒体的,无论电视、报纸,还是这些媒体的英文网站;而那些有点不同观点、而且他们还能看得懂中文网站大部分被封掉了,其中包括新语丝。他们痛骂海外媒体,一般也是基于从国内媒体转载来的信息。他们不屑于花些功夫亲自去了解一下他们被教育要仇恨的“敌对势力”和他们的观点。 我相信这样的人也是真诚的,而不是因为屁股坐在哪里。在只能听见一种声音、接受一种教育长大的环境中,人往往会丧失独立的判断力。我相信“兼听则明”,虽然多种不一致的观点可能导致暂时的混乱,甚至可能让人犯错误。但是如果不犯错误,什么时候知道是正确呢?如果不摔跟头,怎能学会走路呢?毫无怀疑的接受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判断也许不会犯错误,但是“偏听”必然就不“明”了。现在国门打开了,互联网封不住了,在混乱的思潮和观点中,谁来给我们做判断呢? 我并非认为国内媒体(比如CCTV)的信息不正确、或者海外媒体的信息正确,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选择性,谁也不可能做到“全面”,因此都是“片面”的。然而,在国内突发事件发生时,我们通常无法从“主流媒体”得到任何消息。如果海外媒体的压力比较大,或者互联网上的信息无法封锁时,我们会听到官方组织发布的消息,各国内“媒体”千篇一律地转载。但是,通常我们无法听到直接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好像在法庭上的缺席审判然后直接定罪一样。 那些从小习惯于接受一种声音的人,真的相信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吗?那些缺席的审判,总是那么公正吗? 另外,即便我们承认海外媒体都是敌对势力,“北京欢迎你”的那群被欢迎的人里不包括那些“别有用心”的海外记者;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呢?既然自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为什么不能勇敢地、义正词严的面对海外媒体,把自己比较全面的观点说出来?为什么要把话语权留给那些对党和政府有“偏见”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呢? 同样,对维基百科的封锁也许是出于类似的逻辑吧,也许那些我们不能接受的词条是别有用心的人编辑的,那是对我们的攻击和诬蔑。可是,我们这些自以为真理在手的人,为什么不去修改那些条目,给出有理、有据的材料、证据和真相,为什么要把它封掉、任海外的“异见分子”随意“诬蔑”呢?我编辑过英文维基百科中的部分技术词条,不觉得那是被敌对势力控制、我们不能插手的。我们可以凭网民之众把长城选为世界几大奇迹之一,为什么不能凭我们网民之众,压倒那些“偏见”、甚至有敌意的观点,代之以我们“全面”的观点和事实的“真相”?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点像鸵鸟、或者掩耳盗铃? 顺便说一句清华的游泳馆,那是我曾经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是因为奥运的关系好久没有去过了。两年多前,我因为过量的运动损伤了膝盖,医生建议我以后只能游泳了。后来的一年游泳馆成了我每周必去的地方,我也更加的享受这项运动了。尽管游泳馆的更衣室设备很简陋、年久失修,尽管我在那里丢过钱包、丢过拖鞋,仍然不离不弃。然而,就在奥运开幕一年多前,游泳馆彻底封闭了。后来问过附近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听说他们学校的游泳馆(有段时间我也常去)也不对外开放了。于是,我这个曾经不惜牺牲健康、也要享受运动乐趣的人,因为迎接奥运会的关系,没法运动了。 为了国家和集体的“荣誉”,我也只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了,于是我只剩下在网上“冲浪”这一种运动了。然而,我看到那些平时对运动毫无热情的人,却因为奥运的举行兴奋不已。罗素曾说,处于专政下的人民被判处终身充满热情。不过,究竟是专政造就了充满热情的“人民”,还是充满热情的“人民”,造就了专政?或者用我以前常说的话,究竟是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府呢,还是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国民呢? 我期盼着奥运能够平平安安的结束,我才有机会享受一下久违的运动的乐趣。我反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奥运“政治化”,当然也反对把一切工作都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不过,有了各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一片忠心,有了对政治而不是对运动充满热情的民众,我对“平安奥运”充满了信心,但是对于那个源于马丁·路德金的那个梦想,却不报希望了。   ********** [1] 何振梁格外喜欢奥运主题口号:主题口号将震动世界,http://sports.sina.com.cn/o/2005-06-27/03221635127.shtml “ 何老格外欣赏专家们在主题口号中体现的“梦想dream”理念。“马丁·路德金那篇在全世界被广为传颂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文章中,反复咏叹的就是dream。北京奥运会的dream,从英文角度看,更容易被接受,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 可是何老先生可能忘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是什么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8/05/content_20815.htm [3] 让领导先走”的败类,竟然升为克拉玛依市长,http://bbs.voc.com.cn/topic-2065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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