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08

与司马南商讨普世价值(中)-3 :是民主选择了希特勒吗?

在最近的几篇文章和留言中,我和网友们讨论了“民主”作为我们追求的价值观,它与当前的某个国家里实现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码事儿。民主的形式或曰制度也许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保障每个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应该成为每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民主政治的目标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像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为了换取面包,而是为了能够让人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面包,同时保障自己手里的面包不被非法剥夺。 但是,反对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公然和我胡哥和温哥唱反调的人,却非常地理直气壮。在讨伐普世价值观的队伍中,司马南先生是个典型的代表。在与我辩论的几乎所有朋友当中(包括很多大学教授),基本都不会忘掉两个有力的武器:一曰“民主”葬送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二曰“民主”选择了希特勒这个恶魔,司马同志也不例外。他们对“民主”和“自由”大加嘲弄(比如,司马南所误读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主张的“迁徙自由”),借此说明自由的价值观是虚伪的、民主价值观不是普世的。 他们往往声称自己并不“反民主”,无论他心里怎么考虑都觉得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一位在网上很知名的教授(和司马南先生一样在文革的丛林里形成的自己的价值观)在跟我辩论时声称,自己不敢公开自己对民主的观点,虽然他反对伪科学的主张得到众网友的赞扬,同时并不在乎来自许多民科和民众的攻击与谩骂。新语丝读者网的网友更不会公然反民主,否则,到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语丝读者网上来干什么呢? 我知道“奴才”的称呼并不适合他们,实际上,我周围的朋友、同学、甚至家里的长辈大多数都持类似的观点。与业界的同行(大多也是教授)或者大学同学一起聚餐时如果谈到“民主”的话题,就像谈及“中医”一样,我往往会遭致多数人的围攻。他们对我在公开演讲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学术环境方面的自由观点颇有微词,虽然他们都承认我说的是事实,但是总是批评我说,你不该在那种场合下说出那番话。在饭桌上一个人“舌战群儒”的之后,回到家里爱吃的老婆总问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竟常常记不得吃过什么。 就像胡适当年感谢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多数人相信有神的社会中得到的“容忍”一样,我也感谢周围大多数人对我这个少数派的“容忍”。除了新浪在“容忍”了我不到一年之后关掉我的博客,除了偶尔受到领导的关心以外,也没有什么人要我闭嘴。就像很多人对我说过的那样,如果在几十年前,我早就被打成右派了。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但是并不“感恩”哪个组织或团体给恩赐了我自由和面包;某教授批评我说,我就是那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我得一再地提醒:别搞乱了谁是谁的娘。 我了解周围多数知识分子的追求。像我这样不分场合、看不懂领导脸色,尽说对自己不利话,老是那么“不成熟”、总是“一时冲动”做出许多“蠢事”,还上了政府的黑名单,无疑是在自毁前程。他们不能理解,我说“我最好的前程就是教书,做我感兴趣的研究”是何等的发自内心。对名利无休止的追逐,利益决定一切,屁股决定脑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在他们看来是何等的天经地义,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伪的。 从小生活在“孔孟之乡”、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附近的农村,我更了解中国的草根阶层、我的父辈们那些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我在《回乡杂感》一文中提到过农村的选举,虽然投票、选举的仪式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父老乡亲们懂得什么叫“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了吗?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乡里人的幸福感是恰恰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拥有特权,高人一等。父亲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让我读书是希望能够光宗耀祖、至少不再受村里人欺负。在我毕业以后,姥姥问我:“博士?能做多大的官?” 如果受人欺负了,如果自己的拳头不硬无法以暴制暴,又没有“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只有求助于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了,他们不知道“法治”为何物。村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因为耕地和村长家的纠纷问题,至少301次上访了(截至2007年5月),从县里、到省里、去年到北京的各级“青天大老爷”都找过了,都觉得老人的问题应该解决,各级领导的批示都有,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老人到北京上访时也曾经找过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打官司、走法律途径呢?我对这个自上而下建立的官僚机构能够监督自身,早就彻底丧失了信心,更加不相信这个文革时期出台的“上访”制度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过,同时我也知道,我们当地的司法机关,同样也不太可能帮助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因为在现在的体制下,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一体的,他们都在“书记”这个“一把手”领导之下。与西方强调分权、制衡不同,我们总是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 我曾通过朋友帮老人联系过我认为最敢说话的两家权威的大报,其中一家报纸的副主编告诉我,因为老人是退伍军人,政策不允许他们公开报导。这又一次加深了我对中国“言论自由”的理解,我对中国所谓的“媒体”,也不抱什么希望。在此过程中,在老家县里工作的亲戚一再告诫我,不要过问此事;否则,如果在报纸上让县里在全国范围内丢脸,我在老家的亲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也许我的家人庆幸媒体没有公开报导此事,然而这对那位老人来讲,何尝不是一种不幸呢?请问那些习惯于用利益决定一切进行思维的人,究竟谁的利益是衡量的标准呢? 扯远了。不过,在讨论德国的“民主”选择了希特勒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讨论一下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念并不是废话。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吃人的道德”,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改变了多少呢? 因为实行了投票和选举,中国当今的农村,就是“民主”制度了吗? 我坚信,是我们村里的乡亲选举出了村长(和以前任命的是同一个人),而不是“民主”选了他;无论他是个圣人还是王八蛋,都是乡亲们自己负责。如果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只能怪列祖列宗给我们留下这唯利是图的道德标准,从来不懂得去追求真理和正义,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 然后,我们再把眼光投向二战前的德国,是“德国人”选出了希特勒这个恶魔,而不是那个所谓的“民主”。那么,整个民族为什么竟然把这么个恶魔当作追随的楷模,把他推向元首的位置,进而无条件服从呢?难道都是选举惹的祸吗? 卡尔.冯.奥西茨基曾是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记者,诺贝尔委员会在1935年颁发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是太阳集中营中的犯人。1931年,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希特勒的文章:“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本文打算从德国的民族精神说起,或者从德国的传统价值观来讨论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希特勒。然而,我们无法割裂历史讨论现实的问题,就像我在上文中讨论苏联的“民主化”不能割裂俄罗斯的历史一样,德国的民族精神、德国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也离不开德国分合不定、变化频繁的历史。 抱歉,正文还没有开始,文章已经够长了,算是个序言吧。在探讨德国“悠久的历史”(或者说又臭又长的历史)之前,我们都暂且休息一下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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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聪明人和奴才和傻子》

【鲁迅先生指出的国民劣根性,到今天有多少改变呢?对于信奉“丛林法则”、把人类文明的进步看作是在丛林里绕圈圈的动物来说,这种劣根性也许永远不会根除。】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要钱;头钱〔2〕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南腔北调集·漫与》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南腔北调集·谚语》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准风月谈·我谈“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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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还是民主,手段还是目的?

面包还是民主,手段还是目的? 段海新 —— 坐稳了的奴隶只想改善自己的伙食,他们只是把民主当作换取面包的手段。 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个老问题了。然而,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清楚,关于温家宝同志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之一,就存在很多疑惑。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把民主作为建立新政权的目标之一,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一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正是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共产党才得到了个民主党派的拥护。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于是民主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如果民主只是一种“手段”,那么民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且不提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样的观点恐怕连左派也不能接受。如果把经济发展当作“民主”的目的,或者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或者把提高“综合国力”作为民主的目的,也许很多人可以接受。于是,根据GDP或者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这样的结论似乎合乎逻辑:“民主”不是任何国家、任何阶段都适用的,专制的效率比“民主”的效率更高云云。 然而,民主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吗?难道“民主”真的只是为了使一个群体在国家的“丛林”里争取优势地位吗?如果民主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那么民主也许不是“普世”的,二战前的苏联、德国和日本同样可以称霸世界。 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获取直接的物质利益是唯一的目的,其他一切都成了“手段”。在一个国家内部,坐稳了的奴隶只想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对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并不关心。“要民主、还是要面包?”给出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逻辑、加上奴隶的心态,奴隶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面包:怎么奢望自己和奴隶主讨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呢?还是面包来的更直接吧! ******************** 我所理解的民主,是保障每个人在政治生活(或者说公共事务管理)中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概念与“平等、自由”是密不可分割的。如果承认了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那么“民主”就是必然的选择。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权利,本身就意味着这是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什么“手段”。 投票、选举、两党制、三权分立等等,只是实现民主的形式或者“手段”,没听说这些形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也许这只是当前能够看到的、实现民主最不坏的“手段”或形式。实现民主的形式或手段可以有多样,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默所言:”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而民主的宗旨只有一个:尊重每个人有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 为什么现在大多数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学技术进步,我理解部分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平等和自由发展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后,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中的错误决策容易被纠正。因为有了民主的政体,政府只是在公共事务管理、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得比较好,经济的发展,那不是政府的功劳,那是“劳动人民”的功劳。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并非因为有了民主这种“手段”,那只是把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民主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在一片沙漠上推行民主,不会直接把沙漠变成绿洲。把经济发展缓慢归结到民主头上,那是驴头不对马嘴了。何况,你也没有论证出民主和经济不发达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把天亮认为是鸡叫引起的。 “民主”不是君主自上而下的恩赐,只有大多数人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争取民主权利时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一群野兽或是猴子身上推行投票、选举,也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样,在二战前的德国、在前苏联这样大多数人拥护集权、专制的国度里,无论英法美等国为德国制定怎样的宪法、无论戈尔巴乔夫怎样的新思维,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为了实现民主的宗旨,也许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把某些形式的失败归结为不适合“民主”,因而得出民主不是“普世”的,是分不清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缘故。 没有谁说过民主万能的,它只是要保障每个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管理中的平等权利。在民主国家的私营企业里,也是董事们说了算,从来也不是靠员工投票决定给自己发多少钱的。在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中,究竟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老婆说了算,那是你们家里的事情,只要不使用家庭暴力、不违法,爱怎么做怎么做。 在学术研究中,“学术民主”的提法也许不是很合适的,或许“学术自由”更为贴切,当然自由研究的前提也是不违反法律。如果你用自己的钱、或者用私人资助的钱搞研究,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共资源时,比如花纳税人的钱搞什么永动机或者水变油,仍然需要民主的监督。 即便在美国这样民主国家的军队里,也没有靠投票来做决策的。然而,把公民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当作军队来管理,剥夺了公民民主参与权利、言论自由,一切强调“统一思想”、服从领导,那快成了军国主义了。君主集生杀予夺的大权于一身,带领一群放弃个人权利的奴隶,可以造就金字塔的辉煌,可以修筑长城的雄伟,甚至可以造就飞天的梦想…… 如果只希望“崛起”、希望在“世界民主之林”的“丛林”里称王称霸,也许民主的确不擅长此道。问题是,你愿意在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小国里做一个自由的公民,还是愿意在二战前的强大的德国、绝对服从元首、为希特勒充当炮灰的奴隶? 如果你不幸是犹太人呢? 在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也许民主并没有成为解决矛盾冲突原则,有时我们分不清楚“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丛林法则”的存在,就接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否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停留在丛林时代。事实上,我国政府也在强调各民族在世界上都有同等的权利、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方式解决冲突。 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民主,私人事务需要自由(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在“平等、自由”成为共同道德标准之后,民主作为目标,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了,还需要怎样的论证呢? 鲁迅先生笔下的奴隶心态,在新语丝读者中不乏其人。“面包,还是民主”?提问的人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给你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二者选一呢?如果你不想继续回到笼子里做奴隶,为什么不把面包和民主都留下呢? 如果你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换来了奴隶主恩赐的面包(实际上也是你的劳动所得),有一天奴隶主想夺你的面包的时候,你只有向上帝、佛主、安拉或者玉皇大帝求救了。或者你只有冲出笼子,杀掉奴隶主,抢了面包。 你的自由、你与别人平等的民主权利,这本是你做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的尊严;保住自己民主权利的同时,你并非丢掉了面包;只有用自己的权利挣得的面包,才最为可靠;也只有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包不被抢了去。 因此,说民主价值观是“普世”,是说“保障每个人在社会上平等的权利”这一目标是普世的;也就是说,在任何国家内部,人都应该是“生而平等”的。 如果你说民主价值观不是“普世”的,在哪个国家里,人不应该是“生而平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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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南同志商讨“普世价值”(中)-2

与司马南同志商讨“普世价值”——是“普世价值”葬送了苏联吗? 接上文所述,“民主乱台湾”的观点在马英九上台之后似乎站不住脚了。“民主葬送苏联”仿佛是反民主人士手中最为有力武器,并以此来攻击“普世价值”,司马南同志是典型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苏维埃联邦,散了;社会主义,没了;列宁党,垮了”都是那位“谢了顶的老男人”推行“民主化”的结果。 可是,前苏联为什么要服“西方民主”这一剂致命的毒药呢?如果信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苏联人民很幸福、至少像信奉“虚伪”的民主、自由的美国人民一样,何必自寻死路呢?为什么不是美国改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倒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纷纷解体、变色了呢? 司马南同志作为反伪科学的斗士,一定知道“鸡鸣天亮”的谬论。一样的道理,“民主化”和“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时间的先后顺序就有了因果关系的。一个人吃了八个包子终于饱了,于是他把吃饱归功于第八个包子,后悔自己没有先吃这个包子,其他几个包子全浪费了。 同样,割裂苏联的历史和当时的现实,孤立地看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普京的改革,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不符合共产党人信奉的辩证法。司马南同志连辩证法没学好,就别整天把“党性原则”挂在嘴边了吧。 我曾经考虑过,为什么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在俄国和中国得以实现。沙皇俄国几百年的集权与专制,跟中国的上千年的集权统治的相同之处也许是原因之一。我不打算就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展开论述,只是想说明,俄罗斯的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民众接受皇权、专制,而缺乏平等和民主的种子。 彼得大帝学习西欧的文化,改革政治、军事和经济,逐渐成就了俄罗斯帝国。这个庞大的帝国一部分是靠焦土战略和恶劣气候打败了拿破仑,于是成了欧洲的救世主,也成了参与瓜分中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然而,在欧洲列强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个集权专制的帝国,也像大清帝国一样走向了衰落。 跳过列宁和十月革命和他所建立的“苏维埃帝国”,甚至也不想拿斯大林的肃反和大清洗和中国的反右、文革中非人道的政策类比,以此说明“社会主义价值观”如何灭绝人性。可以把农奴赶到集体农庄,建设一个军事强国,但是却无法赶走农奴头脑中的奴隶思想(也许目的只是强化奴隶的服从)。到1960年代,苏联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他们自豪: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减小,特别是在军事方面,首先把卫星发射到太空,宇航员实现了飞天的梦想。包括中国在内,三分之一的地球人生活在苏维埃制度所鼓励的体制下。 尽管我相信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我不知道苏联人民生活是何等幸福,为什么把“土豆加牛肉”当作共产主义?我宁愿接受这样的逻辑:大量的资金仍然投入到军工、重工业和国防上,民众的生活没有成为生产的目标,居民的消费也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国力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武装力量,还取决于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资源、社会和政治性组织的办事效率、人民的能力和首创精神等等。综合这些指数,苏联在1975年起都没有考及格。[1] “存有怀疑的是,从1975年起所公布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全部增长都是虚假的,是拿数字和百分比来耍花招后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两条巨流——一条会给预算带来10%的收入的伏特加巨流和另一条流向国外的石油和煤气巨流——在维持贸易和预算的平衡。” 1975年苏联科学院树立经济研究所所长尼古拉.费多连科院士对克格勃的分析家们作的一个专题报告中指出:“以科技进步为依靠的经济优先增长是健康发展的经济的一个特征。如果年生产的全部增长量的三分之二用于这一依靠,而三分之一用于博而不精的发展,那时就可以不必为国家命运担忧了。我们的这些数字的次序正好相反。” “我们在生产投资的总额上超过了美国,而总的生产却勉强达到他们生产水平的60%。我们的播种面积是美国的1.8倍,但是粮食经常不够用,差额正在令人不安地增长。我们需要粮食,不是需要一点点,而是需要成百上千万吨。我们在钢铁、水泥、煤的生产上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些货物仍然是非常奇缺的。它们奇怪的不够用。” 物资究竟去了哪里呢?可以从叶利钦的回忆录《我的自述》中找到部分答案:“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 另一则笑话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勃列日涅夫邀请从乌克兰的一个小省城来的老母亲做客。他自傲地向她展示自己的位于莫斯科中心的一套200平米的住宅、郊区的一幢别墅、停放着一辆罗尔斯和一辆凯迪拉克(尼克松的礼物)的车库,忧心忡忡的老太太问他:“儿子呀,要是共产党人突然取得政权的话,将会怎样呢?” 勃列日涅夫和他所领导的苏联一样衰老、残废、腐烂了。然而,它所控制的克格勃仍然无孔不入,公民没有言论自由。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这样描写自己1971年的西方之行:“交谈者的坦率和无拘无束、他们对包括自己的政府、国家或地区范围的政治家的工作在内的一切发表自由议论,使我们感到大为惊讶。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也常有分歧,而我们呢,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国外,都会在对一切问题的看法上表现出一贯的团结一致性。并且谈得很谨慎,生怕同胞们会想到些天晓得什么事情上去”。西方的生活使得那代人觉得自己是个倒霉的人,因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比西方国家的公民糟糕得多的环境之中。 戈尔巴乔夫至少要比他的许多同事要真诚和坦率的多,他自愿放弃苏共中央总书记独裁的大权,推行“普世价值”,这在以个人成败论英雄的俄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是十分反常的。关于核裁军问题上,利加乔夫在政治局大声疾呼“我们不否认全人类的价值,但是决不能不再考虑阶级利益!”;戈尔巴乔夫回答他说:“…并不是说,我们在否认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其他利益。不过,有一点是明摆着的,若不能用共同的努力防止核战争,它们都会失去一切意义。在那种情况下,哪会有什么利益,连阶级本身也不会有啦!一切都会化为乌有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确是实践“普世价值”的一个失败者,也许部分在于他错误的估计了苏联统治下民众的民主基础。 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仿佛是独断的君主忽然放弃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让做惯了奴才的官员和做惯了奴隶的百姓都搞不明白“民主化”的意义。奴隶们向往的是改善自己的伙食,而不是自由的生活;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考虑的是趁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每个人平等的权利。“这个得过且过和消极无为的社会忘记了那个曾号召人们要追求自我解放、要认清自己的公民责任、要公民自我动员起来、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政权。” 民众固有的奴隶思想和根深蒂固的道德,与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从改革一开始,社会舆论的民意测验就显示出,财产上的需求——即物质的需求和福利的保障胜过了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要求。民意调查问,如今苏联人感到不足的首先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如下:占第一位的是物质条件,公正的法规、没有特权只占第四位,民主政治权利只占第五位。 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民主不是政治生活的目的——它只是获得物资利益的手段。由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官僚把公共资源私有化以后,原来养懒汉的福利制度也没有了。随着言论自由、游行示威权利的扩大,物质供应和福利保障却越来越糟糕。 于是,这位“谢了顶”的“老男人”在民众中的威信,与他所推行的“普世价值”一起贬值了。这也许是在一群奴才和奴隶中推行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来自君主的恩赐,或者强制性地让一群拥护专制的奴隶实行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只有民主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而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的确是个失败者。 请问司马南同志,这老男人的失败,究竟是苏联不需要民主呢?还是苏联是在太缺乏民主的基础了呢?是“普世价值”葬送了苏联,还是因为苏联因为太缺乏“普世价值”而跨掉了呢? 撇开司马南对戈尔巴乔夫的侮辱不谈,单看司马同志脑子里的逻辑。如果以个人的荣辱、政党利益作为判断价值观正确与否的标准的话,一生都光荣、伟大的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等领袖兼导师的价值观是最正确的了。如果以政党的利益和成败作为衡量价值观标准的话,主张开放党禁、开放言论自由、并导致最终导致国民党丢掉执政权的蒋经国先生,无疑是国民党的败类。 “只顾利害、不顾是非”,对于那些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丛林”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可是他们忘了,“利害”的评判在不同的立场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有苏联情节的普京说过:“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如果司马南同志不是站在前苏联统治者的立场,而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侵占了中国最多土地的军事独裁帝国的解体,究竟是利、还是害?如果苏联没有“民主化”,仍然是那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小兄弟发号施令,作为中国人的司马南同志,也用自己的良心和头脑掂量一下,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未完,待续 ———- [1] 文中 “”中引用的文字大部分来自 [西班牙] 拉斐所著的《风云突变的时代–一个西班牙记者眼中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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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另类屈原》 及《萧瀚你还不忏悔! 》

【屈原这老同志,”路漫漫”还不够他上蹿下跳“求索”的,非跳到汨罗江里,谁知道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不过是想浑水摸鱼打打牙祭,自己水性不好一不留神被淹死罢了。或者,即便他自己故意要自绝于国家和人民,有什么可纪念的呢? 吃什么粽子,纪念个啥呀?都是丑陋的中国人,谁比谁高尚啊?既然一切文明的背后都是丛林,既然人世间一切真诚、善良、公平、正义都是“虚伪”的,那么屈原这“伪君子”,究竟要“求索”什么呢? 也许,我们都有恋祖情节,求索着怎样回归丛林?那里没有虚伪,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牙齿和利爪里面出“政权”,所以狮子来做丛林之王是天经地义的。怎样练出牙齿和利爪,才是我们要“求索”的;如果你不幸生为羔羊,只能练练腿脚了。 所以啊,什么小人,什么君子,争什么呀?各位暂时消消气,降降火;欣赏一下郭宇宽先生的文章和笔法。如果不愿多想,就当一笑吧。】 郭宇宽:另类屈原 转自天益社区: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9146 1 大概是2000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行为艺术这一说,一个男子,在江边无目的地走着,穿着怪异,形容枯槁,嘴里不时还自言自语,他既愤怒又不是青年只好叫做——愤老。一个打鱼的认出他来问道:嘿,哥们儿,你不是那个原来经常上电视的三闾大夫吗?怎么现在混的这么背。愤老忿忿道: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在官场混不下去了。打鱼的心肠挺好,开导他:老哥,都什么年头了,人背不能怪社会啊,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混水摸鱼?众人皆醉,正好方便下手?发展才是硬道理,玩什么深沉?自讨没趣不是?愤老一点没听进去,只认个死理: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后来愤老越来越想不开,当时江边没有好心的民警,他一个猛子扎进汨罗江里再也没有浮上来。 话说这位愤老可不一般,虽然年纪不小,可长得极帅,又打小爱穿奇服,而且作得一手好词,主要作品都收在他的个人专辑【九歌】和【离骚】里,所以有很多“饭屎”,在那个年代属于师奶杀手级的人物。听说偶像跳到江里了,那些中年妇女悲痛欲绝,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偶像让王八给吃了,没别的办法,只好用棕叶包了一些糯米饭,扔到江里,求求那些虾兵蟹将别碰自己的偶像。这后来被人叫做粽子,好事者发现别有一番滋味,就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在里面包进了猪肉、红枣、莲子、鸭蛋黄等等,作得地球人都爱吃,自然再也舍不得往江里扔了。纵情口腹之欲不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所以教科书告诉我们,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余生也晚,故有一事很长时间一直搞不明白,爱国倒没错,但爱国干吗非得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就跳江呢?面对敌人入侵,就算领袖昏庸,以他的号召力也完全可以保存力量,发动人民群众,上山打游击,组织敌后抗秦根据地么…… 2 前一段时间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闹得纷纷攘攘。让我又想起了屈原同志,六国早就统一了,关于屈原同志爱国主义到底成立不成立怎就没什么人追究呢?也许因为政治学角度讲国和民族相比有更多的政权概念。其实想通了这也不奇怪,简单的逻辑三段论就可以论证。谁都知道屈原是伟大和高尚的,那么什么最伟大,最高尚呢?当然是爱国,所以屈原当然应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从我识字以后看的一些书中,可以知道他年纪很轻就出名了,【史记】里说他少年得志“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时他推算起来大概才二十岁来岁,和现在一个叫谢霆锋的孩子差不多,所以比较任性些想来也是自然的。史料记载,因为小屈同志年纪轻轻就这么得宠,惹人嫉妒,一个坏人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不过我想没那么简单,怀王真要这么没水平,想来当初也不会如此重用小屈。小屈根子上的问题可能还是不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道理,犯了不讲政治的路线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谁不犯错误呢?关键是犯错误要改,彻底检讨自己的思想根源,只要检讨的深刻,领导和组织总会原谅你的,再加上又根正苗红乃“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毕竟还是可以改造的好同志嘛。哪怕他对组织的决定保留意见也好,但屈原同志的年少得志使他过于自负了,他坚信并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组织和领袖才是荒唐的。由于他坚持这种可怕的念头,他一次次和回头是岸的机会失之交臂,最后在孤愤中自绝于人民。 他的文学才华使他充满人生困惑,顺带顾影自怜、发牢骚的言论流传后世。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阅读,总会觉得那种口吻非常熟悉。 3 我有一个哥们是办青年杂志的,他跟我说,在杂志社里最头疼的差使就是给派去主持“知心大姐”一类给年轻人回答人生困惑的栏目,比被派到昆仑山上一个人看雷达站还痛苦。把他们杂志几十年以来的旧刊物翻来看一看会发现,从著名的“潘晓讨论”到现在让年轻人困惑的问题,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条。刚从学校出来,好不容易刚变成熟一点,悟出了埋头赚钱才是人间正道,工作又逼着你思考所谓人生问题。用上三五年时间把这些困惑都思考一遍,人也快疯了。于是撤下来,再换一个愣头青上去,又有一批年轻人到了思考人生问题的年龄,接招的还是那些关于人生诱惑和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只不过:主语从高加林、潘晓变成了吕日周、上海宝贝;宾语从该不该拍生产队长的马屁换成了该不该拍公司经理的马屁?谓语从应不应该削尖脑袋进城变成了应不应该削尖脑袋出国? 我建议他与其周而复始这样折腾不如,不如每期杂志上只要把屈原同志问太卜郑詹尹的问题列上,差不多都概括了。当时他被下放,三年没有机会向伟大领袖汇报他的“美政”规划,郁闷的不行了,以至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他向郑詹尹一口气问了一堆问题: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他想从郑詹尹口里知道,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这些疑问与其说是问郑詹尹,不如说是屈原同志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如同哈姆雷特的著名质疑一样令人惊怵。用有点学术的语言来说,那些质疑发自陷于悲剧之境的震惊和困惑,它们代表性地、夸张地表达了个体的赤字之心的天真,在面对世界的荒谬困境时所反映出的真诚的痛苦和挣扎的努力。 我建议他每期杂志把郑詹尹在给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堪称心灵鸡汤的经典回答也印上:“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我选择我快乐,当然这话象没说一样。我的建议显然也不会被采纳。 但屈原同志绝就绝在,象我刚才说的那种杂志是专给青春期有点“成长的烦恼”的年轻人看的。他又不是那些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毛头小伙子,刚到一个单位,不知天高地厚,从书上看来两条道理,到哪儿都想碰碰。他很早就出来混了,什么场面没见过,都一把年纪了,要是现在的人都该面对“59岁现象”了,他还在为那些小儿科的问题想不开。一般人深具慧根,勇猛精进,比他年纪轻的多就悟出来,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要追问什么终级意义呢,吃饭睡觉皆为般若,赚钱泡妞都是修行。 4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篇小说,阎真的《沧浪之水》。书名大概来自【渔父】中的清浊之辩。故事的主人公池大为无职无权时,“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承受”。他决定暂时搁置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要“重新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得职权以便“做点好事”。以他的智商和能力、通过韧的战斗,他终于做到了。他是一个社会的成功者。 按照现在这样的思路,屈原的故事完全应该是另一个样子。他可以暂时委屈自己的个性,上门赔罪并献上厚礼让上官大夫,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放松警惕,同时痛哭流涕的向怀王检讨自己一时胡涂,从而获得怀王的宽大。而后吮痈舐痔重新获得怀王的信任,官复左徒。找机会量身设计顶级时装来讨好郑袖,拉拢郑袖形成同盟,挑拨波大无脑的郑袖和靳尚之间的关系,不动声色的在要害部门培植亲信,逐步运用权术和郑袖的枕边风使上官大夫,靳尚在怀王面前失宠。当时机成熟找一个机会借怀王之手制他们于死地,至此屈平同志官至令尹,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秦军逼迫日近,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戒骄戒躁、韬光养晦、谦虚谨慎、等待时机。故事再往下发展,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力主怀王入秦,屈原看出阴谋但不加劝阻,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顷襄王接位,三年后怀王死于秦。闻怀王死讯,举国发丧之机,屈原请命举兵讨秦。大军城外夜宿,这天晚上,屈平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王者昏庸,不能亲政,我等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屈平为王,然后再行讨秦”迅速得到响应。一觉醒来,亲信将士早已准备好的登基冠冕,为屈原加上,屈原辞而不受,最后在众将士以国家大义为重的再三请求下,屈原承天意于国家危难之际,班师回郢。兵不血刃,控制都城,早已准备好的禅代诏书诏告天下宣布襄王退位,屈平登基。屈平立马施展手腕,整顿朝纲,启用贤人,奖率三军,一战大败秦将白起。再往后也许历史会完全改写,最后屈原的后人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定都长沙,史称楚始皇。 这是多好的一个电视连续剧脚本啊,只要再加上一些多角恋爱就完全符合现在观众的欣赏趣味。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在屈原身上,他的性格使他不能成为这样的伟人,他不屑于对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作哪怕一时的妥协,他不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他的逻辑是失去作人原则,赢得世界又怎样?所以他赢得的只是自己的原则,失去的却是整个世界。用现在的成功学理论来解释,他的情商实在太低了。 而在《沧浪之水》中,当身居高位之后的池大为准备大施拳脚重建理想时,却又被残酷的生活真相所击败,猛然发现自己以再也不能回到那个充满信念和理想的池大为,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当小说的结尾,“池厅长”把从父亲就开始珍藏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轻轻地放在泥土上,却没有勇气去正视那些脸庞。当看到这里每一个有知识分子情结的人都会感到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痉挛。 所以达人有云,千万不要读死书。书本上写着要正直,要坦白,要坚持真理,要随时准备和一切谬误与不公正斗争,不过如果你真相信这些,不要说春秋战国年代,就是现在太平盛世,随便到哪个单位,都会让你跌的满地找牙。 人世间的游戏规则是造物主睡眼瑆松的时候制定的,他在制定这一切的时候就把它的合理性也写入宪法了。只有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才敢追问,这世道凭什么这样?当然他很快就会受到教训,因为跟上帝较真,烦恼和吃亏的只能是自己。郑智化的一首歌里唱道“头脑坏掉,才能活的很好。” 5 屈原卓尔不群的酷在于,他执着的追问人生,他相信自己内心的召唤和自己思考得出的答案是真实的,他相信不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 他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回过头来看,他所向往的“美政”假设今天真要实行起来,恐怕充其量不过是类似萨达姆,金正日一类领袖,对其子民“慈父般”的统治。但这并不重要,就好像柏拉图、欧文和圣西门,他们在头脑里构造的理想社会其实不适合现代人居住。但他们凝视未来时心之所善,九死未悔的执着却被人千古传颂。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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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南同志商讨“普世价值”(中)-1

我在上文中说道,我理解的普世价值观,差不多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博爱、法治”等“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虽然没有哪个国家绝对实现了,但却是我们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就像虽然社会总是存在着种种的不公、甚至邪恶(也包括美国),我们却总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一样。 从本文开始,我将回应司马南同志以及我以前曾经遇到的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攻击。同样,我只是谈我自己的看法,并不以为“自己之是为绝对之是”,不容他人校正。事实上,我自己对这些价值观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且,我认为人类社会对民主、自由等的认识也是不断校正、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主,并非古希腊时代的民主一样。 综合一下司马南和那些所谓攻击“普世价值”的观点,常见的大概有以下几种: 1. 人身攻击法,或者“阴谋”论、“别有用心”论,比如,司马南先生只要说明“南报”收了敌对势力的钱,南报主张的“普世价值”就不存在了。同样的逻辑,在博客大骂我本人(比如我是个大汉奸,或者我如何的虚伪、卑鄙,下流至极),好像把我搞臭,我所主张的“普世价值”就不存在了; 2. 大骂美国法,仿佛美国就等同于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只要说明美国没有做到,如果证明美国是虚伪的,“普世价值”就虚伪了,就不存在了; 3. 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比如,台湾的民主选出了个无赖陈水扁,让闹分裂的民进党执政上台; 4. 民主葬送苏联论:民主葬送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斯大林时代人民的“幸福生活”因为民主一去不复还;而专制的新“沙皇”——普京却挽救了俄罗斯,仿佛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回到斯大林时代; 5. 民主造就希特勒论:二战前德国的“民主”政治,选出了个希特勒这个超级恶魔; 6. 自由的原罪论:大骂欧洲黑暗的历史,比如法国大革命如何血腥,“民主”、“自由”一生下来就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所以现在的民主也是恶贯满盈;在他们的眼睛里,人类文明仿佛是静止不变的,现在的民主和古希腊的民主也没什么区别。 7. 你限制了我骂你的自由,你所主张的自由就是假的。比如, “南报”不发表我司马南的文章,或者,你不让我在你博客上留言骂你,那么,你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就是虚伪的。 8. 面包和自由只能二者选一法:你是要面包,还是要自由? 9. 杜撰对手的观点:民主是万能的吗?民主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 以下我要费一番工夫,逐条分析一下,看看这些反普世价值人士的逻辑。 一、“人身攻击”法,或者“别有用心”论 因为方舟子打击伪保健品,这些公司就大骂方舟子是“西方”保健品的代言人;因为批评中医,姚有为骂他流氓,难道方舟子流氓了,中医便科学了不成?曾经有一个“假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新闻民工”)到山西采访黑煤窑被打死了,难道因为他的记者身份是“假”的,他所报道的新闻就一定是假的不成? 只要把对方搞臭,对方的观点似乎就不用理会了。引申一下,把对手从肉体上消灭,不同的声音就不复存在了。问题是:对方臭了,他的观点就不正确吗?你的敌人不存在了,没有反对的声音存在了,你的观点就正确了吗? “别有用心”一词,一般是用来形容某些“分子”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不知道当局或某些人,究竟使用怎么样的技术,能够洞察到人头脑中的“动机”,又拿到怎样的证据可以证明批评者内心深处“险恶的用心”。我只知道,我党党员在入党申请书中都会写上“入党动机端正”之类的评语,无论他后来变成怎样的贪官,他们一边包养情人、搞权钱交易、一边不假思索的高喊“三个代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们的“动机”真的很高尚吗?“入党动机”能说明什么?又怎样证明别人的“动机”呢? 我批评政府,我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批评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的某些做法,是希望政府能够做的更好。我相信只有批评才能使政府进步,而歌功颂德只会使某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一直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相信,今天我们希望有一个好政府,首先需要有一个政府;我们对政府需要拿起鞭子,而不是拿起刀枪去占山为王。 退一步讲,即便我真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真的很坏很流氓,或者我很傻很天真;那么,我坚持的观点就一定错了吗,我说得事实就不是事实了吗?如果一个骗子声称自己追求真、善、美,那么骗子被揭穿之后,其他人就不应该继续追求“真、善、美”了?所有的道德都“虚伪”了不成?我这个“流氓”整天喝水、吃饭,难道你非要吃屎、喝尿不成? 我要耍一把无赖了。我这个“流氓”、“汉奸”接受并认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追求的“自由”、温家宝同志所说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那些因为我认同“普世价值”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人,是不是也给马克思老祖宗、温家宝同志带上一顶“汉奸”和“流氓”的帽子? 如果你不能说明温家宝、胡锦涛同志所声称的民主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民主有什么不同,我就无赖的抱一下领导人的大腿: 胡哥、温哥,谁敢打咱仨? 二、大骂美国法。 他们眼里“普世价值”就等于美国。或者,美国没有实现,普世价值就不存在了。奇怪了,谁说过美国的现实就是普世价值的标准了? 如果你骂美国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我是不反对的。相反,如果有人说美国完全实现了民主和自由,我也会忍不住要骂人的。 实际上,按我的理解,美国主流的价值观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并不是说美国当前实现的制度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否则社会文明也就再也不会有进步了。事实上,经常有美国政府的代表承认,民主和自由困难重重,他们并没有很好得解决国内的问题。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默所言,“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然而,令我国公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每一代人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1] 来自美国国内、国际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并非都被看作敌对势力的攻击。甚至,连“流氓政权”的攻击都是被允许的,连伊朗总统都可以到美国大学里发表演说,没见到美国政府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给“双规”了。 说到美国的“言论自由”,马上就有人反对我,那是假的!曾经一位老教授举出的例子是:美国一个播音员因为说了“自己驾着飞机撞大楼,和像玩电子游戏一样操纵武器打仗,谁更英雄一些?”而被解雇了。因为在他眼里,美国的媒体也像中国一样是“喉舌”,因而也是吃政府饭的。 别忘了,美国的媒体是企业,企业也有表达的自由和权利,也许它表达的只是自己的“偏见”,只代表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主要是说政府不能用公权力侵犯公民和社团的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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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南同志商讨“普世价值”(上)

看了司马南先生针对“南方某报”的《抗震救灾是为普世价值吗?》一文,让我对一向敬重的这位反伪斗士有了新的认识。我平时不大看报纸,“南方某报”是否该批我说不上来。但是司马南同志捎带着把“普世价值”痛批一顿我有点奇怪了。即便“南报”就是胡万林,难道因为胡万林吃饭喝水,司马南先生就不吃饭、不喝水了? 在我看来,司马南同志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政治上没有与时俱进、在价值观认同上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思维方式上反倒与某些伪科学信徒有几分相似,实在有辱司马同志反伪斗士的一世英名,甚至违背了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 司马南同志的铁嘴钢牙我在电视上是欣赏过的,斗胆与党员司马同志商讨一下我所理解的普世价值。我并非政治中人,有不对的地方望司马同志批评指正。 一、先说说有没有“普世价值”。 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用我的“心得”可以这样解释后半句:世界各国的人性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在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别。这个“习惯”发展到今天,就成了不同的“文化”,也许包括看得见的生活习俗、看不见的“价值观”吧。 是的,翻遍老祖宗留下的典籍,很难找到“民主”、“自由”、“人权”、“博爱”、“法治”这类的字眼,陈祖甲网友同志在其中找不到“普世价值”的定义更不足为奇,就像在大清帝国及以前的典籍中同样也找不到“科学”一样。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不存在类似的思想。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概可以理解为西方的“博爱”;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是平民百姓对特权的拷问,对平等的追求; “已不欲者,勿施于人”,也在提倡推己及人,不要危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也许是人性中的“性相近”,决定了不同文化中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道德标准,比如,善良、正直、诚实、勤劳等等在任何文化中都是被颂扬的品德,而杀人、放火、强奸、盗窃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的热爱,对平等社会的向往,是我们祖祖辈辈多数人的梦想,也是世界各国革命进步人士的追求,更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无论哪个民族、无论什么阶级,对“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追求,总是可歌可泣的。《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在刑场上临死前“Freedom!”一声的怒吼,感动的不只是爱尔兰人、英国人、美国人,也使我们无数的中国人潸然泪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同志的这首诗鼓舞着我国多少进步人士,鲁迅先生也盛赞他是“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 西风独自凉同志写道:“为了自由,华夏不乏真的猛士。” 林觉民感人至深的《与妻书》,被两岸三地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5] 请问华莱士同志、裴多菲同志和林觉民等同志,为反抗专制、争取自由和平等不惜牺牲家庭甚至生命,难道不是为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吗?有民族、国家和阶级的不同吗? 马克思同志和恩格斯同志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以可以说,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如果“自由(liberty)”不是普世的,那么共*产*党人何以要用共*产主义去”解放(liberate)”全人类呢? “解放”的目标,难道不是从压迫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吗?如果自由不是普世的,那么我们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不是要把别人不认同的价值观强加在这些民族的头上吗?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后,“自由”作为核心价值观仍然没有改变。我党最早的领导人陈独秀同志曾经说过:“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 毛泽东老同志也曾一再向蒋介石同志领导的政府提出,要求允许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 “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 此处跳过几十年的历史,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许就在那打人或被打的丛林里,司马南同志形成了他独特的价值观,与其他人没有共同点。] …… 直到近年来,现任国家领导人同志对世界媒体公开承认“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由衷地拥护,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随着二战的胜利,一些人类基本价值日益在全世界扩大它的影响。他讲到哪些人类基本价值呢?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这样一些人类基本价值日益在全世界扩大它的影响。这就是说,自由、民主、平等、公正都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独创,不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追求。这是在我们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讲到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1] 温总理在2006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2] 说到这里,我把温家宝同志所说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理解为“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说“,普世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司马南同志有不同意见吗? 二、再来说说我所理解的普世价值。 我们首先追求的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因为人人平等,任何人具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生而自由,但不能危害甚至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民主是一种方式,它是当前已知的、保障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最不坏的方式;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人统治”,它不是为了保障多数人的权利,而是为了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权利。 一个民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因为落实民主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自由,最终需要依赖法律的程序。法治的精神是法律高于一切,这也是真正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即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基本原则在于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企业和合法社团的权利;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不得越雷池一步;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或公共利益的),公民都可以做。 关于人权,不仅仅是生存的权利。人不再是丛林里的野兽,不该把类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作为人类社会和平稳定的规则。人的尊严,不仅仅是活着,人不仅仅是只有吃饭、睡觉的权利,否则关在笼子里的奴隶、山西黑砖窑里的奴工、甚至关在猪圈里的猪都是有“人权”的。 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观里的人权,1948年联合国大会起草《世界人权宣言》[3]早就有了详细的叙述。中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理所当然是拥护这一宣言的。中国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早就接受了世界各国各国普遍认同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在2004年修改的宪法里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十七大后,更把保障人权写入党章。“尊重和保障人权。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4]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以后是接受了“人权、民主、法治”的观念,而且,和“西方敌对势力”鼓吹的“虚伪”的“人权”、虚假的民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多么希望司马南同志以及无数的党员同志,重温一遍《共产党宣言》,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学习新修订的党章,把思想“解放”到“统一思想”上来,在价值观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同,是对共同人性的认同。中华民族本是人类各民族的一员,在地球上不是异类、更不是怪物。 用司马南同志经常挂在嘴边的“党性原则”问一下司马南同志:在《世界人权宣言》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情况下,司马南同志偏偏不承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等这些普世价值观,难道非要生活在北朝鲜或缅甸那样的国家才觉得的幸福么?盼着中国政府扛起反“普世价值”的大旗、与北朝鲜这类的流氓政权为伍才觉得自豪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认同《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章程》中的价值观,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解放全人类呢?如果你连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都不认同,就不要留在党内了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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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养活了你们,不能让你们看着办,要“看着你们办”!

“是人民养活的你们,你们看着办吧。”当温总理对救援军人说这话时的心情如何?是焦急、是愤怒、是无奈,还是其他,我不得而知。不知总理当时是否想到,自己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之一,也是人民养活的。如果当时温总理有时间象平常对西方媒体谈话时那般从容,一定会更严谨一些,“人民养活了我们”,而不只是“你们”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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