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y 2008

恳请四川卫生厅长沈骥道歉、辞职、退党

在同一事件存在两个不同的解释而且都看似正确时,我通常会首先摒弃那个利益相关者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是从方舟子《科学成就健康》一书中得到的启发。四川卫生厅沈骥厅长“辟谣”之后,我就这么想。在打人的张建新副处长道歉之后,再一次证实了这一方法是有效的。 打人的道歉了,撒谎的厅长大人沈骥却没有任何歉意。沈厅长前后不一的发言,已经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危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因此,恳请沈骥厅长道歉、辞职、退党。 首先,下属无视法律和政府形象出手打人,沈骥首先负有领导失察、用人不当的责任。然而两次发言中,均没有看到沈厅长表达任何的歉意,反而以救灾的辛苦为由,为下属打人的行为辩解。由此可见,沈骥厅长把维护自己和下属的面子看得比志愿者和全国人民的感情还要重。 因此,沈厅长应该公开道歉。 其次,沈厅长在没有调查之前就公开“辟谣”,在灾难期间公开发布虚假信息,是一种造谣行为。参考近期若干网民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被逮捕的案例,公安部门应该对沈骥厅长立即予以拘留,否则,凭什么只许你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沈厅长用这种“造谣”的方式“辟谣”,让百姓今后还怎么相信政府?我们还是相信谣言吧,虽然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比政府的发言人更可靠。 我也用政府打击“一小撮”常用的“别有用心”一词问一问沈骥厅长,你用这种方式破坏政府的威信,是不是“别有用心”呢?你是不是西方敌对势力破坏中国政府形象的一颗棋子呢? 我看到网上仍然有大量网民对打人者张建新的道歉和厅长的发言非常不满意,这样没有诚意道歉和处理方式,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一个说话不负责人的人在厅长的位置上,对当前灾区救灾中的卫生防疫工作很不利。沈骥在厅长的位置上已经不利于工作的继续开展。 因此,沈骥应该停止工作或辞去当前职务。 说沈骥应该退党,是因为他公开造谣的行为决不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为。我们看到,台湾的立法委员因为挡了校车受公众谴责,很快决定退出国民党,以免给党抹黑。沈骥应该为了党组织的利益,牺牲一下个人的政治利益,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素质。 因此,沈骥厅长如果考虑志愿者和许多网民的感情多于维护自己的面子,就应该为“造谣”道歉;沈骥厅长如果考虑让抗震救灾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而不是贪恋权位,就应该辞职或停止工作;沈骥厅长如果考虑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不是自己政治前途,就应该立即退党。如果沈骥本人没有这么高的觉悟,那么上级领导或者上级党组织应该出面做做沈厅长的思想工作,教育他要顾全大局,实在不答应就双规了他:) 我拥护政府,才会批评一些政府官员的做法,因为只有批评才能让政府做的更好。对党员、干部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不负责任;而被纵容的政府官员,会一步步走向腐败,最终只能葬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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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不负责任的辟谣也是一种造谣》

26日深夜,四川省卫生厅向记者通报,近日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省卫生厅工作人员在灾区打人事件,已调查清楚。省卫生厅责令该工作人员作出检讨和深刻反省,当晚该工作人员已公开写出了“检讨并致歉书”。(新华网5月27日)   而就在当日的17点25分,记者才获悉,四川卫生厅厅长沈骥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的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非常痛心地向相关网站发出呼吁,这几天在网上疯传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传闻,纯属谣言。(人民网5月26日17点25分)   这样的“乌龙”让人啼笑皆非。我惊叹于四川省卫生厅调查问题的效率和速度,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将网友的“谣言”平了反,我感慨于卫生厅领导对下属的高度关怀和无限信任,在全中国的网友都在为这起事件义愤填膺之时,他还能如此周全地为下属的利益做一番堪称动情的辩解,我更惊讶的是该厅的勇气,作为政府部门,竟然能在事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就贸然挺身进行“辟谣”。   当然,这并不表明该厅这样的处理手法没有半点道理。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此前的“辟谣”是为稳定大局考虑。灾后救助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卫生部门身担重任。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在此次地震灾害中,医务工作者与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官兵一样,都表现出色,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这其中固然少不了四川省卫生部门医务工作者的身影。但我认为,将其中极个别有负部门形象,做出了不耻之事的人曝光出来,并非就是“不和谐”,也无损于医务工作者群体在此次震灾中的卓越表现,更不会因此消减他们抗震救灾的积极性。   相反,捂着盖着,甚至不惜以谎言来掩饰真相,恰是对所有医务工作者的最大侮辱。在信息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网友的传言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一个群体,最终的指向则是政府部门,是对公权力的质疑和指责。   而且不要忘了,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队伍也同样庞大,贡献也同样不容忽视,丝毫不逊色于前者。当部门高官在公共平台上进行“辟谣”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所有无法发出声音的志愿者的一种无情伤害,是对刚刚勃兴的志愿者精神的一种致命打击。志愿者被公职人员殴打,已经足够让人愤怒,倘若还得不到一点起码的公平处理,那么我们很难不问,正义在哪里?   如果说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是此次该厅的调查还算及时。只是,诚意能有几分?除了道歉,还是道歉,却未见任何实质性的处理。至于反省“深刻”到什么地步,也或许只有肇事者本人才知道。我以为,卫生部门还需要拿出更有说服力更有诚意的态度,来给上百万志愿者一个合理的交待才行。   不负责任的辟谣也是一种造谣。事实上,就在该厅给出了明确通报之后,网络上的反应仍然没有平息:有人质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哪来这么大的胆量,肯定另有其人,而且应该是一个高官,还有网友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一个人名……别怪网友太多事,既然辟谣都可以如此荒唐,那么网友还有相信谁呢?   稿源:荆楚网.   作者:吴龙贵   http://focus.cnhubei.com/original/200805/t3259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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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国家领导人:什么是抗震救灾的“胜利”?

最近从电视上看到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在号召“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实在不明白抗震救灾的“胜利”究竟是什么? 想起了江总书记在1998年的抗洪抢险中号召军民“敢于胜利”的精神。如果说“敢于失败”我也许能够理解,也就是领导人在决策时,敢于为可能的失败承担责任。可是这“胜利”,还需要“敢于”吗? 抗日战争,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日本投降了,我们的胜利是赢得了不被异族人奴役的自由。女排姑娘打赢了比赛,比分告诉我们胜利了;女排姑娘们喜极而泣,胜利迎来的是奖杯,是荣誉。 然而,灾难发生之后的“胜利”,究竟用什么来衡量呢?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是“胜利”,造成多大的损失是“失败”呢?对于埋在废墟里的生命、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父母的孤儿,对于那些灾难中失去肢体人们,甚至对于那些只是失去家园的灾区人民,“胜利”一词,太过于刺耳了吧?! 是的,我们曾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只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我们“胜利”了;我们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赢得了唐山大地震之后抗震救灾的“胜利”,只有几十万人死亡…… 当国民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罕见有领导或机构出面承担责任;却总有人宣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的,灾难之中,民众的不满减少了;灾难过后,民众更加“信仰”党和政府了。 这究竟是谁的“胜利”呢? 我仿佛看到了庆功的颁奖晚会盛大场面,没有悲痛、没有问责、没有反思,反倒似乎有几分“胜利”后成功的喜悦。现场所有观众被“胜利”的丰功伟绩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胜利”、“胜利”……,然后准备着迎接下一次的“胜利”。用无数的生命换来的“胜利”,代价实在太大了吧….. 为什么每次的灾难,都是“胜利”? 面对无数不幸的冤魂,灾难发生前的预防、救灾的过程,并非无懈可击,为什么没有领导和组织出面承担责任? 远的不说,就说四川的灾难: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至今,有没有人出面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负责?教育部还是建设部,有没有为清查校舍建筑质量,进而出面承担责任?根据《红十字会法》,有没有红十字会高层领导为三亚红十字会收取5%的管理费承担领导责任? 长平先生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样,为什么没有人对灾难前的隐患、灾难中的失误承担责任,只是宣称“胜利”后的功劳,凭什么“胜利”都是在某某领导下取得的,灾难都是大自然造成的? 这样的责任和权力的划分,是不是也太不对等了呢? 请问“敢于胜利”领导者们,你们“敢于失败”吗?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承担失败的责任? 我们常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有批评,只有吹毛求疵的批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有科学和社会的进步。同样,灾难之后,只有反思和问责,才能防止从一次灾难,走向另一次灾难。 本人无意否定党和政府的丰功伟绩,只是提醒领导人:能否考虑灾民的感情,把“胜利”换个词,不把“胜利”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   ---- 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看到了李怡在《苹果日报》上的文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不要在重复了》,也看到孔庆东的批评文章《震灾之时谁是没人味儿的人?》,附在下面。我没听说过这个李怡是何许人,对这个孔子第N代孙的孔大教授却早有耳闻。 附一: 蘋論: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不要再重複了 李怡 http://opinion.atnext.com/viewthread.php?tid=20061 「新的火燄可以把舊的火燄撲滅,大的苦痛可以把小的苦痛減輕;頭暈目眩的時候,只要轉身向後,一樁絕望的憂傷,也可以用另一樁煩惱把它驅除。」 想起這段莎翁的名句,是因為汶川大地震已把中國早前發生的種種災難的火燄撲滅,更是讓人幾乎渾忘了國緬甸的天災加人禍的慘烈災情。前天,緬甸軍政府東施效顰地學中國的做法,全國為18天前風災中喪生或失蹤的13.3萬人哀悼三天,並且也下半旗。但災情封閉,軍政府不准外國傳媒到災區,又包攬並攫取外國救援的賑災物資。250萬災民只有50萬人收到救濟物資,許多災民要與露在阡陌稻田的死屍同眠。死亡人數已上升至12萬,外國救援組織表示,若再不展開救援,會造成150萬人死亡,緬甸整個世代的兒童將活不下去。 納爾吉斯的風災雖強烈,但終究風災不似地震那樣難以在災後救援。地震的倖存者被埋在瓦礫下,過了黃金72小時就難有生存機會,但風災後的遇難者只要還生存,就有較大機會獲救。緬甸的風災卻在災後演變成徹徹底底的人禍。緬甸軍政府為了維持手上的權力,為了不想外國傳媒在採訪緬甸災情時一併關注違反民主、公義並帶欺騙性的新憲法公投(公投在5月10日至24日舉行),寧可看着災民一個個死去,也不讓國際救援組織進入緬甸。 中國的汶川地震,轉移了國際社會對緬甸的視線,尤其是中國內地、台港澳和海外華人的視線。但不能讓人把緬甸大災難根本忘掉。緬甸風災給中國處理四川震災一個警醒。中國不像過去大災難發生時拒絕境外媒體採訪災情,願意開放外國救援物資進入災區,對內地人民也開放災情資訊,並接受內地媒體提出的哀悼日、下半旗的建議。中國對震災處理顯然還有幾個被質疑的要點,包括震災發生前是否已有預警,中共對此從來未作澄清;外國搜救隊為甚麼遲了幾天才批准(而且不是全部被批准)入境;為甚麼大部分學校都倒塌,而不少黨政大樓卻安然無恙。 中國當局處理這次震災,備受國際媒體稱讚,但上述三個問題卻涉及人禍,而且是對災害的嚴重性相當關鍵的人禍。中國當局和人民都該明白,中國被稱讚有很大原因是對比中國過去對災難的處理和對比緬甸軍政府對風災的處理,而不是意味 中國對災難的處理已達國際水準。 舉例來說,台灣1999年的9.21大地震,強度7.3級(略小於汶川地震),死亡人數只有2,415人,主要是台灣迅速接受了21個國家派出的38個專業救難隊。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強度7.2級,死亡人數5,400多人,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雖有無數房屋倒塌,學校卻都能屹立不倒,而且成了臨時避難所,日本人對下一代的關顧,與汶川地震近萬學校倒塌的情形,是強烈對比。 因此,中國還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更不是因受到西方傳媒稱讚而再次發揚民族主義情感的時候。在災難面前表現出來的中國人的「團結一致」,不能保證在災難之後,因為好了傷疤忘了痛,使一盤散沙的民族性不再出現。 從早熟的童年開始,經歷抗戰、內戰的苦難,筆者總忘不了艾青的詩:「為甚麼我的眼睛常含淚水/因為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自小連看電影都常會流淚,這幾十年更是看 中國一個災難接一個災難而忍不住「眼睛常含淚水」。汶川災難也不例外。但星期一看到天安門的民眾眼含淚水高喊「中國加油」「祖國萬歲」的時候,筆者更感難過。不是激動於他們的喊聲,而是想起了文革時紅衞兵在天安門見到毛主席邊喊「毛主席萬歲」邊流淚的情景。現在,難道不是應該默默禱告,請上蒼不要再施虐於人民的時候嗎?難道不是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去援救災民的時候嗎?為甚麼那麼興奮、那麼激動呢?胡總、溫總說,我們一定能戰勝這個自然災害。筆者不知道何謂勝利?只知道應救助災民、救助災區、作災後重建。這喊叫聲,使筆者想到,中共建政後,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歷史,也是從一個災難走向另一個災難的歷史。這不斷勝利的歷史,不要再重複了吧。求求你們吧,掌權者! ===================== 附二:孔庆东:震灾之时谁是没人味儿的人? http://www.jd-bbs.com/redirect.php?tid=1635370&goto=lastpost 《苹果日报》5月22日四川大地震专版发表了李怡先生的社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不要再重复了》:“从早熟的童年开始,经历抗战、内战的苦难,笔者总忘不了艾青的诗:「为甚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自小连看电影都常会流泪,这几十年更是看着中国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而忍不住「眼睛常含泪水」。汶川灾难也不例外。但星期一看到天安门的民众眼含泪水高喊「中国加油」「祖国万岁」的时候,笔者更感难过。不是激动于他们的喊声,而是想起了文革时红卫兵在天安门见到毛主席边喊「毛主席万岁」边流泪的情景。现在,难道不是应该默默祷告,请上苍不要再施虐于人民的时候吗?难道不是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去援救灾民的时候吗?为甚么那么兴奋、那么激动呢?胡总、温总说,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个自然灾害。笔者不知道何谓胜利?只知道应救助灾民、救助灾区、作灾后重建。这喊叫声,使笔者想到,中共建政后,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的历史。这不断胜利的历史,不要再重复了吧。求求你们吧,掌权者!” 人民之所以容易被骗,就是读这种文章太少,不善于从其表面的“公允”之中看出其骨子里到底是什么货色。装模作样地先引用艾青的诗,其实文字都引用错了,一看就是没读过原诗,急来抱佛脚,一心要闹春的。凡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都归罪于文革归罪于毛泽东归罪于共产党的正人君子们,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和四川地震中的表现,已经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大灰狼尾巴。要人民什么也不做,只要“默默祷告”,这声音我们很熟悉,在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民众的“三一八惨案”中我们就听过了。那时他们说民众是“自蹈死地”,翻译成今天的话,跟李怡先生的“天谴”是一个意思。鲁迅是很喜欢“沉默”的人,但是他也忍不住了,他愤怒地说,大难过后,有些人的言论,“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 当然,惊心动魄的言论形形色色,非止一种。不过宗旨都是一个,就是让人民别动,你怎么动都不对。政府也怎么做都不对。只要不听他的,你就永远错,你就永远是没人权没人性没人味儿的人。大难当头,究竟谁是没人味儿的人呢?孔和尚放下馒头,回放一遍镜头吧。 你惊呼:“地震了!”他说:“喊他妈什么喊?你每次都比我先一步。谁不知道地震了?就你他妈妖言惑众。你一天不死,我就一天浑身难受。”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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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日感怀:地震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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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日感怀:地震的记忆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全家住在院儿里搭的棚子下面,外面下着雨。跟着姐姐去学校,看见她们都在操场上课。长大以后知道这些记忆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有关,那一年我四岁。印象中还有一个场景是大人们在学校的操场上站成一排,默哀、鞠躬,大喇叭里放着哀乐;在姐姐们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着“毛主席万岁”,这大概是我最早学会的几个字,因为到处是这种口号,虽然我并不懂得什么意思。 那时的我同样也不懂得什么叫死亡,什么叫灾难。或许大人们对几百里以外的灾难也并不知情,从小到大,没有人给我讲过。直到近期特意问起经历过唐山地震救援的几位长辈,他们的描述也只有三言两语。一位说到废墟上空到处都是苍蝇,所有参加救援的人都拉肚子。有人听说当时救援官兵对到商店抢东西的人,出来一个枪毙一个。我不清楚具体的场景,难道“国家财产”比灾民的生命更为重要吗? 也许当时人们通过“媒体”听到和看到的,只是黨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他们对这场灾难具体灾情的知情权被无情地剥夺了。悲剧中痛苦的人已经死去了,其他地区活下来的大多数没有记忆,我想这其中包括四川吧。 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历史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中,对那场灾难的了解竟是如此的可怜,觉得自己愧对三十多年前埋葬在废墟下的几十万生命。 我们这一代人中,从唐山的废墟中爬出来的孤儿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们整整一代人,何尝不是从共和国的废墟中长大的呢?我们这代人也许挨饿的人不多了,对整个民族曾经经历的痛苦,更加没有了记忆。 ******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上空,警报声长鸣。我站在默哀的队伍里,含着眼泪悼念的不再是伟大领袖,而是不幸罹难的数万平民百姓。 过去的三十年,我们这代人有了完整记忆。的确,社会有了很大进步,政府的反应速度前所未有,总理第一时间亲临救灾第一线的身影让我心酸,军人、医生以及无名的志愿者让我落泪;我们总算接受了国际的救援,虽然晚了一些。我们学会了对平民百姓生命的尊重,而不只是对于伟大领袖。 然而今天,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记住什么? 我希望真正的灾情不会再被隐瞒,我希望在媒体上看到的,不只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指挥抗震救灾的场景;我更希望看到灾情具体的真相,希望看到灾民真实的情况,知道他们还需要什么。毕竟能够让人记住的、给人警醒的,是灾难本身造成的巨大的悲剧,而不是某些领导和组织的功德。尽管我们的政府仍然不愿面对三十年前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政府远比缅甸现在的军政府光荣伟大得多,这一点无需过渡宣传,也没有意义。你们究竟是爱这些苦难的百姓,还是希望让百姓更爱你们? 我希望每个公民不放弃自己问责的权利,包括问责我们自己。这次地震中最让我痛心的,一直是那些被掩埋在废墟里的孩子,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想想那些埋葬了成千小生命的豆腐渣工程,我们活着的成年人是否考虑过,我们是否关心我们缴的税去了哪里,是否利用自己的公民权利监督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定合理的制度监督地方校舍建筑的质量?如果真有天国,我们是否有脸去正视对那一双双天真无邪、小天使一样的眼睛? 我希望七天后的哀悼日之后,全社会持续关注灾区的重建,并防范灾难不会在其他地方再次发生。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捐助真正用到了灾民身上,我希望对中国所有农村中小学的校舍进行普查,我希望建立灾难救助的一系列制度和体系,希望国际专业救援队伍能够更快到达灾区……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害怕人们对痛苦的健忘,就像我们已经淡忘了刚刚过去的雪灾一样。我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在那个象征太平盛世的奥运会开幕之后,还会有多少人持续关注四川灾区的重建,继续关注我们捐的钱去了哪里,关注全国各地有多少孩子仍然在可能成为坟墓的教室中读书。 我们应该了解的是灾区或同胞们的需要,应该记住的是灾难和悲剧带来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所应吸取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而不是整天赞颂政府的功德。公民个人和媒体从业者对于政府,只有不断地批评才能使其进步,不断地发现新的缺点或不足,找到更加合理或高效的方法。如果政府借国难之机,把公民对政府的感恩戴德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甚至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把公民个人的权利转让给代表政府的少数人,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悲剧。 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是因为那些不了解历史的人,往往会重复历史。要想把今天废墟建造成美丽的天堂,就应该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片废墟,它还远远不是天堂。兄弟姐妹们,我们废墟上长大的一代人,为了使废墟下面掩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的民主权利! 我用手机录下了警报声长鸣的三分钟,将来告诉我的孩子曾经在中国发生的悲剧: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样令世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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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孩子,对不起

【地震发生以来,记不清多少次对着电视和电脑默默地流泪。看到这两幅照片和这首诗,禁不住又一次模糊了双眼…  在争分夺秒救人的关键时刻,也许我们不该苛责他人;但在将来痛定思痛时分,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我们这一代苟活于世的成年人,是否尽到我们的责任、利用我们的权利去保护那些鲜活可爱的生命,我们对得起那些长眠在废墟里的孩子吗?为了防止下一次灾难的发生(也许下一次就在自己身边),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再哭一声:孩子,对不起;对于你们的罹难,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责任…】 转自“心空居士的博客网”:http://www.yourblog.org/Blogger/20042/CKXP_2872.html 孩子,对不起 该死的不应该是你 世上最坚固的房子本应是教室 可我却眼睁睁的看到 最先垮塌的是你们学校 原来欢声笑语的地方,全成了废墟   孩子,对不起 你倒下了,让大人还怎么有脸站立 我痛恨自己 因为我没有能力加固你们的校舍 如果我有权利 我一定要让你们的校舍和ZF大厦一样坚固 在地震中依然雄伟挺立   孩子,对不起 我只能默默地哀悼 用泪水洗净你脸上的血迹 安息吧!孩子 但愿天国里有纯洁的祥云 护佑你幼小的亡灵,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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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在缅甸风灾的废墟上思考主权、人权和生存权!

缅甸风灾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到100,000 人,早上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让我头皮发麻。虽然CNN和BBC都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或者靠前的位置,可是只用了短短几分钟,让人心情沉重。毕竟,那是一个南亚小国的人命。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希拉里还能坚持多久,澳洲人还在关心一个星期前港口遇难的六个澳洲人——好在还有世界各国慈善机构以及政府伸出援手,包括中国政府和台湾的好几个慈善机构,已经采取行动。 据报道,联合国要求缅甸执政的将军尽快发放入境签证,让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援人员和物资进入缅甸。美国将在联合国的授意下动用几艘海军救援舰艇紧急救援(我曾经在几年前参观美国洛佛克海军基地当时美国海军最大的流动医院,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艇医院,可以同时救援上万伤员。可惜这次在救援舰艇中没有看到它的名字)。但问题在于,没有缅甸军政府的点头,不管是救援人员还是物资都无法第一时间进入缅甸。 缅甸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风灾过后,目前食物短缺,很多受伤的人亟待救援,尸体还没有收拾,已经发臭,现在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伤病无法治疗,以及营养不良,缅甸向国际发出救援请求。问题在于,这样的救援一直以西方为主,就算把物资给缅甸政府,他们也没有能力及时救援,这是需要学问和经验的。也就是说,物资和救援人员必须一起进入,才能保证做大限度的成功救援。 可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在批评缅甸军政府(1962年政变上台)恶劣的人权纪录。在这个时候,西方要求缅甸军政府大量放行救援人员,缅甸军政府会配合吗? 美国国务卿奈斯在发言中说,这不是政治,这是人命关天的人道救援。美国媒体也说,现在缅甸灾民的命掌握在军政府手里,我们看他们怎么办。据CNN报道,风灾过后的头几天,国际观察家竟然没有看到缅甸军政府派出军人救援,错过了最大的救援机会。现在国际上积聚人力物力前往驰援,却不能得到军政府的配合。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灾难,缅甸军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独自处理。国际观察家说,多拖一天,缅甸灾民就会多死不少人。 我已经注意到,风灾过后,世界各国确实把政治暂时抛在后面,但这几天的新闻已经让我感觉到,政治又冒头了。美国第一夫人在白宫草坪发言,指责缅甸军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漠不关心,不积极救援。我想,如果缅甸军政府在考虑主权的时候而不积极配合西方的救援,政治议题可能会发酵。然而,西方的批评则又让缅甸军政府紧张不安,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现在我使用设身处地的方法,只想把我和读者放在几个不同的位置上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缅甸军政府,也就是统治者的话,我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毫无疑问,主权问题是第一重要的,否则西方国家早就以人权为借口把给和平演变了,但救援工作也是刻不容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政府,总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人民一个一个死亡吧? 问题在于,主权事大,还是多救几个国民更重要?摆在那里的事实是,及时配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的救援(以联合国的名义),肯定会多挽救不少缅甸人的生命。然而,这会给缅甸军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潜在威胁?会不会颠覆缅甸军政府——这些都是作为缅甸政府不能不思考的。毕竟,在缅甸和北朝鲜这种国家,就算死再多国民,一般不会影响政府的权力,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他们控制得比较好。例如北朝鲜,至今大家也不知道十年前的饥荒让多少鲜活的生命在饥寒中孤独地消失了。 现在再假设我和读者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府,我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我想,救命第一,这应该不是问题,我们不用怀疑西方的价值观确实把人权和个人生命看得比较重。而且,西方参入救援的绝大多数组织和机构都是纯民间的,根本和政府挂不上号,有些甚至在政治理念上和政府唱不同调。 可是问题就来了,毕竟从 1962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反对缅甸军政府。如果他们有机会,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他们是否会利用这次风灾渗透缅甸社会,颠覆缅甸军政府,或者把人权的概念和救援物资一起送进去?对于缅甸军政府,救援物资不进来,最多再死几万人,或者更少的人,可是,如果把美国的一些观念直接送进来,也就把不稳定和破坏和谐的东西一起送了进来,这个政府就有可能玩完。大家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西方政府的立场上,如果你反对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几十年而不得,甚至无法进入这个国家,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你会怎么做? 这是超级悖论,所以,在联合国里,美国等提出要求不理睬缅甸军政府,紧急救人的提议已经被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否定。目前还在等待缅甸军政府的决定。中国的态度应该很明确,主权重要,人权和救援也重要,但国际救援必须经过缅甸军政府,通过外交。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也符合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方针。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在我的资信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不愿对什么事都下结论,我觉得,有些思考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完成。 不过在结束前,大家应该注意到,我上面提到了缅甸政府的态度和想法,提到了美国等西方的看法和要求,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并且把自己,也把我的读者放在他们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思考,应该很全面了,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故意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一方——那就是没有被风灾带走生命而活了下来、可是现在他们的生存权正在被灾后的食物短缺、缺乏救援逐渐剥夺的缅甸灾区人民—— 按照很多人思维逻辑,在把自己放在缅甸政府、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府位置上思考过后,就以为全面思考了,却忘记了,我们不是任何政府,而当我们面对那样的灾难,当我们面对艰难和死亡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本来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人,缅甸的人,缅甸灾区正在经历炼狱的苦难的人! 希望我们永远不会真地处在那种处境下去思考人权、主权和生存权,可是,我很怀疑,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把自己放在缅甸灾区人民的位置上,我们能够弄清楚主权、人权和生存权的内涵?! 2008-5-8 文章来源:天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ecn.cn)。 原文和讨论: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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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蒙住的双眼和被绑架的历史:写给只要“生存权”不要自由的人质

文森特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让我想到了崔健的歌《一块红布》,以及狄马的文章《被绑架的历史有多长》(见下文)。 崔健的歌曾经让我泪流满面,记得方舟子、王朔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感受,我想在新语丝的读者中,也不难找到“于我心有戚戚”的共鸣者吧。我们曾被这块红布蒙住了眼睛、被唯一可听见的声音蒙蔽了视听。等到走出国门看到外面的世界,才发现我们“一无所有”,“我的理想在哪里?”,是尴尬、是失落、是愤怒!“回去砸了那些破盒子,回去撕破那个烂旗子。告诉那个胜利者他弄错了,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 我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历史,不就是我们被蒙住双眼、被绑架的历史吗? 这个历史实在太长,以至于我们麻木、感受不到痛苦,甚至以承受苦难和屈辱为荣;甘愿受屈辱、被奴役,竟然成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如果法国人承受中国十分之一的苦难,不知要爆发多少次革命! 被绑架的历史使我们不仅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同时也漠视他人的痛苦和不幸。我和一个左派老教授讨论现在社会的不公时,提到房产开发商霸道,我们购房者没有地方说理去。老教授说我:别不知足了,我们大半辈子挤在筒子楼里…。我说,你们那代人受的罪,难道需要我们这一代重复一遍才算公平么? 我们这代被绑架的人质幸运许多,总算吃饱肚子了。“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是的,幅员辽阔的国土,却没有我一寸土地)。不知不觉之中,我们“上了你的路”。于是,有人质跟着绑匪高喊,“生存的权利”就是人权,开始为吃饱饭的权利向绑匪高唱赞歌了。“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硝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 我们暂且不说吃饱饭是谁的功劳。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追求,不仅仅是“生存的权利”、满足于吃饱肚子的权利;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如果吃饱了饭就是有了人权,那么关在山西黑砖窑的奴工,是不是也有人权?养在猪圈里的猪,岂不也有“人权”了么? 看看狄马的文章《被绑架的历史有多长》,才知道在长期被绑架、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为绑匪大唱赞歌,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用鲁迅先生的话,“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 方舟子的文章:一无所有的执着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2006/02/22/aeaeaoeaeaeaeaeeaeoecsaece/ ================= 狄马:被绑架的历史有多长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701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 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 “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三日”、“嘉定屠城”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 “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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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我们为什么需要“五四精神”》、《五四精神 独立思考 容忍》

[胡适1922年曾说:社会上的许多事,被一帮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帮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社会里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时评:我们为什么需要“五四精神” / 闾丘露薇 http://rss.xinhuanet.com/newsc/politics/2008-04/27/content_8060117.htm 回望五四,认识五四,现在是我们学习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真正价值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弄清楚青年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才能够真正地报效国家,推动国家发展。 五四将至,关于五四,很长一段时间,记忆里面似乎只剩下了穿着学生装——特别是那些蓝衣黑裙短发的女大学生,走在街头,不畏强暴,高呼口号的情景。而对于五四运动精神的含义,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影响,了解得就更少了。直到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五四的书、评论,接触了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作品,我才对这场影响了中国命运的运动,有了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反思传统的一个起点,也是爱国青年追求民主、争取自由的开始。五四运动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推动了白话文运动,抨击了教条主义,用怀疑精神去看待传统。青年知识分子们那些充满了活力和批判精神的论述和作品,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从闭关锁国中真正走了出来,也让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入了中国。五四对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重要作用。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这样写,“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芽,如利刃之新发。”他认为要“力排陈腐朽败者”,只有依靠青春的力量。回看新中国的历史,正是由于年轻人的积极参与,才有了硕果累累的今天。 1922年,胡适做过一次《学生与社会》的讲演,在胡适看来,“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改良的责任也特重。这是因为学生是受过教育的人,中国现在完全受过教育的人,真不足千分之一,这千分之一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在社会上所负的改良责任岂不是比全数受过教育的国家的学生,特别重大吗?”他还说,“社会上的许多事,被一帮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帮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社会里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回望五四,认识五四,现在是我们学习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真正价值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弄清楚青年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五四精神是极其丰富的,热爱国家、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权威、培养容忍不同声音的胸怀、接受外来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成果,懂得只有完善、丰富自己,让自己成才,对自己有承担,才能够有能力完善社会,才能够真正地报效国家,推动国家发展。 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对学生的教诲是,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这样的理念,在那个动荡黑暗的社会下,是难以实现的,学生们面临的选择是,到底是回到学堂读书,还是走上街头,成为一个参与社会的革命家。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蔡元培完成了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之后,辞职了。根据后来接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忆述,学生运动给这位教育家留下了一个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作为一个教育家,蔡元培是怕学生因参与国是而影响了读书,在他看来,读书是一个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生的本分。 读书和爱国,这两件看上去并不矛盾的事情,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是必定要产生矛盾的。但是在今天,年轻的学子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蔡元培的教诲——“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已经能够成为现实。 闾丘露薇: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后移居香港,1999年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1997年开始在凤凰卫视担任记者、主持人,现为凤凰卫视采访总监。采访报道过多名世界政要和许多重大国际事件。2001年11月,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富汗的华人女记者;2003年为进入伊拉克战地中国记者第一人,被誉为战地玫瑰。 五四精神 独立思考 容忍 / 闾丘露薇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9f4b15eb1484a483 有杂志约写关于五四精神的,这篇没有通过,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吧。 对于成长在内地的我来说,年轻时代,对于五四青年节当然不会陌生,而且,我还是在那一天,加入了共青团。每到这个日子,学校里面总是会举行不同的活动,身为共青团干部的我来说,很热心地参与组织各种工作。不过对于五四精神,虽然是再自然不过挂在嘴边的名词,也记得反帝反封建爱国行为这样的定义,其实对于五四运动还有五四精神,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这些,也只需要知道这些。 直到有一天,忽然觉得,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代表了整个青春岁月的日子,因为历史课的内容,早就随着岁月没有了踪影,只有五四两个字,伴随着爱国这样的一个概念,还在我的记忆里面。重温过这段历史,对于五四运动的精神,发现原来可以理解成为对科学民主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为爱国自救的精神。但不管怎样的理解,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青年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对真理和公平正义的追求,还有就是对黑暗和强权的不屈。而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未来发展不关心,对于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视而不见,对于强权心存畏惧的话,一个渴望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就缺乏希望。 就是在那一天,我看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因为说到那个时代,按照自己在课堂上面读到的范文,记得的只有鲁迅,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篇踢鬼的故事的短文,无形中加固了我的无神论。至于他的其他的那些小说,还记得不少,不过大部分还是自己从课外读物里面找来的。那个时候还小,只是觉得过瘾,还是到了今天,才体会到里面的深刻,因为只有对社会的失望,才会写出如此尖刻的文字。只是这样的国民性,似乎放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还是会引发共鸣。 因为这样一段话,让我记住了胡适:“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怎样的防身本领,那就学会独立思考,鲁迅这些社会批判性极强的作品,自然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虽然胡适和鲁迅走的路线不同,鲁迅也曾经苛评过胡适,但是在这一点上,两个人却同样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这些年,不少人要把他们两个比较一番,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争一个历史地位的高低,还是为了判断两个人到底哪个好一些,哪个坏一些,或者是为了证明谁更加正确一些。这让我想到了胡适的另外一段话,他在五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容忍和自由“里面这样写:”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其实正是因为有了鲁迅们激进的社会批判,希望从改变中国人的人性入手,加上胡适们温和的自由主义,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出发,两者的并存,让我们看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的一面。独立思考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容忍不同意见的雅量,那末独立思考的不同结果之间,就不会有并存的空间,容易走上专制和极端。对个人,社会,政府,宗教,政党,都是一样。胡适说,当他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因为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轰炸,越来越多对第三方的所谓的真相说明的依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失去了倾听不同观点的耐心和气量。或许,在纪念五四的日子里,应该这样回望:1919年的中国,只有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几份刊物,资讯的流通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快捷和广泛,但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之后产生的思想,就好像星星之火,推动着中国走向变革。而不同的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是却能够同样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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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建中、段海新《在“五四精神”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旧文)

过去五一长假中的“五四青年节”,总是悄然而过,引不起任何历史的回忆。今年取消了五一长假,然而五四的纪念在铺天盖地的奥运声浪中,也许同样不会引起青年们对五四先贤的纪念,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回顾,他们在忙着抵制家乐福和CNN。 去年段建中老师和我合写了一篇祭五.四的短文,2007年5月20日发于新语丝。仅以此文祭奠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贤们,以及他们追求自由、科学、民主的精神。 在“五四精神”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 段建中:http://blog.sina.com.cn/u/1250392505 段海新:http://blog.sina.com.cn/duanhaixin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为一个已经失宠的灵魂寻找一片栖息之地。 她曾经为我们这个倍受列强欺凌的苦难民族洗刷过耻辱,尽管她并没能阻挡住外族的铁蹄,但却向世人昭示,华夏子孙并非全是奴隶。她曾经撕开了笼罩龙的传人几千年的愚昧黑幕,告诉那些在水深火热中呻吟的大众: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黎民百姓养活了皇帝,而不皇帝恩赐了芸芸众生。是她认出了那个为国人酿造了几千年精神毒酒的孔子,并呐喊:砸烂孔家店。 她,就是我们敬仰的圣洁女神——五四精神。 现在,她却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弃儿。 她无法理解,在科学精神之花开遍世界的二十一世纪,这朵花在中国却仍然没有市场;她伤心地看到巫医仍在合法地行骗,风水师的生意依然兴隆;伪科学在法院耀武扬威,科学却在角落黯然地舔舐伤口….. 她无法理解,民主在世界各地根深叶茂的今天,这个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在中国却依然水土不服;她伤心地看到经营孔子、孟子、老子、墨子、X子货物的商家依然如鱼得水;她伤心地看到在自己圣洁的出生地,在那几所曾经是五四运动肇始地的学府里,书桌上已经摆满了论语…… 她大概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呐喊声,熟睡的人们宁可在睡梦中安然死去,也不愿醒来,用毫无逻辑的噫语咒骂着:你这个数典忘祖的西人传声筒。她瘦弱的躯体阻挡不住复古的洪水,她游丝般的呼吸无法忍受弥漫整个中华大地的浓烈古气。 不久前,她终于因患深度抑郁症,过早地结束了她那本该光辉绚丽的生命。她在神州大地才活了88岁——对于一个圣洁的女神来说,这是极短的寿命。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为“五四精神”的灵魂在互联网上找一片栖息的角落。 因为传统媒体已经容不下五四的批判精神;那里成了‘论语’的诵经堂,常常都能听见为发了霉的‘子’们歌功颂德的声音。就在不远处,我们可以看到:重新装修的孔家店今天在举行盛大庆典。它是这个地球上最宏伟的中式古建筑,由高标号混凝土与高强度钢筋铸就,可抗里氏十二级以上的地震。它的阴霾遮天蔽日,似乎要永远挡住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希望。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作为被五四精神唤醒的人们,应该接过五四精神的火炬,继续弘扬科学与民主,尽每个人微薄的力量,挡住历史倒退的车轮。我们坚信那座孔家大厦终究会成为另一个故宫——不再居住皇帝的房子。我们坚信那个给中国人当了几千年精神天子的圣人,也必将从百姓的心头抹去。 愿“五四精神”的骨灰,滋养神州多灾多难的土地;让科学精神在中国生根、发芽,让民主思想在华夏开花、结果; “五四精神”涅磐之后的浴火重生,才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高度文明的希望! 【本文由段建中起草,段海新激情修改,又经段建中冷静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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