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rch 2008

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旧文)

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答复关心、支持我的朋友和痛恨我的敌人 一个本来跟我无关的电话,把我的出差旅行变得极不寻常。那个电话记录在本来比较平静的水木BBS上掀起了一阵波澜,也打破了我博客的平静--我本来是要和网友们一道怀旧,继续粉饰太平的。在很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看来,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的确不可理解。本来跟自己无关的事情,电话里一句话打发走不就完了么?即便你整理了电话记录,交给学校去处理不就完了么?为什么要发到网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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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社会,从分清“权利”与“权力”开始

“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这些同音异义词用充满歧义的汉语表达出来,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我也曾在不经意间混用过。我们多数人不是法律专家,我对法律的理解可能有误;如果别人给我指出来,我很感谢他,而不是像怪物一样破口大骂,继续坚持他个人的所谓“权力”。 我理解的法治社会里,公民有“权利”而没有“权力”,政府有“权力”而没有“权利”。法律的作用是保障公民的“权利”,约束政府的“权力”。对于政府来说,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如果超出了法律的授权,就是违法,也就是“缺省拒绝”的原则;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他行使自己的“权利”,只要没有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算合法,也就是“缺省允许”的原则。 当然,公民的“权利”不能妨碍政府合法地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我尊重法律的尊严,也就是尊重政府的合法权力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有人把政府的“权力”当作私人的“权力”或“权利”来行使、公器私用时,我却忍不住高高的举起鞭子。这鞭子,就是我的公民“权利”。 ********************** 中国传统文化里似乎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利”。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老庄孙子,都不过是讨论追求 或维护“权力”的辉煌,或者逃避“权力”的压迫。无论是仁人志士,还是草莽英雄,都希望有“权力”号令天下,或者自成一方诸侯。玩弄权谋之术,驾驭臣子和愚弄臣民,夺取权力并捍卫权力,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用“权谋”一词来替代中国历史上的积累下来的“智慧”,在很多情况下也恰如其分。 “权利”似乎是个外来词,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恩浩荡”的国度里,臣民的衣食是皇上或者父母官恩赐的,他们不能有权利的诉求,只能感恩和服从。如果对现状不满,大概只有两个渠道:一种办法是通过科举求功名或者花钱买官,以获取更大的“权力”;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政府的权力与官员私人的权力几乎是等同的。第二种办法只能是与政府并行但被政府称作土匪或黑社会的另一种“权力”,就像水泊梁山众“英雄豪杰”所走的道路,而这些追求“权力”的行为,依然被百姓们大加赞赏的“好汉”行为。 成者王侯败者寇,如果土匪的“权力”推翻了君主的“权力”,于是大多数臣民百姓同样出于对“权力”的追求和崇拜,与新的权力融为一体,再次重复着“权力”一遍一遍的轮回……. **************** 就在这样的“权力”的轮回中,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宪法,且不管制定者原来是王还是寇。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法律,首先要有一部法律,而且宪法本身也的确是一部不错的法律。先看看我国宪法对“权力”和“权利”的描述。 首先看看宪法中有关“权力”的条目: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一百零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再来看看有关“权利”的条目: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第四十五条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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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马英九胜选讲话(全文)

转自:中国评论新闻网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1/7/100601755.html?coluid=46&kindid=0&docid=100601755&mdate=0322210133 中评社香港3月22日电/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马英九阵营大比数胜出,一举夺回失去八年的执政权。晚上7:30,马英九发表长篇胜选讲话,内容如下: 现在我向大家报告开票结果统计,我与萧万长先生,得票已经超过一半,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人的“总统”、“副总统”。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选举的结果不是我们马萧个人的胜利,也不是国民党一个党的胜利,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这是台湾所有希望,求新求变,期望开放改革,期望和谐向前行的人民共同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完成了台湾历史上第四次的公民直接“总统”选举,在平和的情况下落幕,代表着我们的民主政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人民的心声是什么:台湾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贪腐;台湾人民希望经济繁荣,不要萧条;台湾人民希望政治安定,不要内斗;台湾人民希望族群和谐,不要撕裂;台湾人民希望两岸和平,不要战争。 过去一短时间,我从南到北,访问了260多个乡镇市,接触到50万民众。我深深地感觉到,台湾人民的要求并不多,我们只希望能够过安定和平的日子,生活要过得好,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维持,台湾之所以成为台湾的核心价值,就是善良、坚忍、包容、勤奋,刻苦。 这8年来,台湾人民对政治感到厌烦,对口水战感到痛愤,但是有一些期望,蓝绿却都是一样的。台湾人民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有他们有权力要求不要过苦日子。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人民之间对政治的看法或许并不相同,彼此也批评,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的是,我们不能再原地踏步,不能在空转内耗下去了。所以,我们认为,只有改变台湾才有希望,只有改变人民才有机会。 我向大家报告,人民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我们虽然是胜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心里了解到,这是一个重大责任的承担,我们必须要把人们的付托,变成政策、变成施政,才能够回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月12日的“立法委员”选举,我们拿到了2/3的席位,今天在“总统”大选,我们又能过半,这代表人民支持我们“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看法,这代表着萧院长和我出来参选,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我们知道,我们肩上的重担,不是千斤,而是万斤,请各位放心,我们就任之后,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提出来的中央地方的各项政策、工作预算,尽快推动,彻底落实,一定要贯彻到底。所以,选举的结束,只是承担的开始,选举的结束,也是改革的开始,唯有改变,台湾才有希望,唯有改变,人民才有机会。 我要在这里,向我的竞争对手说两句话:谢长廷先生、苏贞昌先生、他们的竞选团队,还有支持者,都要向他们致意。这次选举,大家当然有许多的批评,有许多火花,但是我们从来不敢忽视民进党在过去几年当中,对于台湾民主、台湾进步的贡献,也许我们看法有不同,但是我们至少完成了台湾史上第四次的 “总统”直选,让“总统”选举能够在基本平和的情况下落幕,完成了台湾民主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觉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民主自由展现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今天晚上开票的过程,全世界、亚洲,全部都在转播,大家都在关心,为什么,因为华人世界,只有台湾,能够在民主的发展上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们的民主,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还有许多必须要排除的缺点,但是,几千年来的华人社会,只有台湾能够在这么小的地方,却走的这么远。民主自由是台湾最核心的价值,萧院长和我都愿意以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捍卫。 我们5月20日执政之后,一定努力争取民进党以及其他在野党派的合作与支持,共同会为台湾的前途打拼。我要在这里承诺,谢先生提出来一共19 项的重要政见,我们也会把它作为未来施政的重要财产,我一定会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在野党的意见,保障独立机关的运作,维持社会中坚的力量,推动阳光政策,让台湾继续在民主的大道上前进,我保证上任后一定身体力行。 各位乡亲,选举只是一时的,但是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前途却是永久的,选举只是决定这四年内由谁来管理这个政府,我们不必过渡的看待,还是应该想到选举的结束,就是执政的开始。选举的本质是政治性的,会冲突对立,执政之后是行政性的,我们不会因为有500多万人没有投票给我们,就不照顾他们,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一定会一视同仁,不分党派的照顾。 我们向大家保证,执政之后的国民党,会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我们会努力的倾听人们的心声,我们在野8年,非常能感受到人民对现状的不满,我们会把他们的心声,当作我们执政的最主要的依据,我们会勇敢的检讨,我们会努力地把我们的社会改得更好。 萧院长和我执政之后,一定努力以身作则,让所有的孩子们看到一些正面的示范,让孩子们不会跟我们学着变坏,这是我们政治人物应该做的正面示范。 和平竞争,将来会是政党的常态,在此我要感谢支持我的民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台湾能够大步向前迈进,我跟萧院长一定尽快达到各位的期待,特别感谢各地竞选的干部,感谢国民党所有党部的仝仁,感谢警察仝仁、维安人员,感谢各位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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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解放思想与自由思想

有人说,中国正在面临着“文革”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前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促成了改革开放;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胆子大了,步子快了,改革开放也深化了。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解放思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是不难理解的。 前两次可以说都是由邓小平先生发动的,有明确的目标和针对性。而十七大前后所提出的思想解放,让很多习惯于“统一思想”的老同志和小革命们摸不着头脑,究竟要解放到哪里去呢?还有高明的“学者”揣摩圣意,根据辩证法的原理,提出了“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高论[1][2][3][4]。掌握了辩证法这一“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再怎么矛盾的屁话都能给他说圆了。 然而作为“绝对真理”的辩证法没有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习惯了“统一思想”的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这次的“解放思想”是不是又跟以前的政治口号一样放空炮,且不去理会吧? 我们容易看到身边的高墙,却不容易看到禁锢在我们头脑中的铁丝网。 与其说前两次君主的恩赐是“解放思想”,还不如说是“改变思想”;也就是把奴隶从一个笼子里放出来,再赶到另外一个笼子里去。 现在我主圣明,又在讲“解放思想”,试图打开禁锢人们头脑的铁丝网。然而,由于没有指示下一个笼子在哪里,奴隶们茫然地望着笼子外面混乱的世界,因为生锈的脑袋已经不知道怎么思想,于是无所适从了。好像一个囚犯在监狱里呆得久了,刚放出来也没有工作能力,面对花花世界一日三餐都难以保障,于是产生了回到监狱中的念头。 解放(Liberate)和自由(Liberty)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思想中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给思想以“自由”。然而,若有人告诉奴隶们,没有笼子了,你爱去哪里去哪里吧!这怎么能行!有个研究生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老百姓都思想自由了,那是要天下大乱、中国是要亡国的。 如果我们只看充满歧异的汉语所表达出来的“自由”,永远也无法理解“自由”本来的含义。甚至在很多高级学者看来,“自由”就是“由自己”。于是有人高调的反对“自由主义”,因为在他们眼里,“自由”就是在电影院里高呼“着火了”的“自由”。 他们不理解,自由主义者正是因为如此珍惜自由,才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自己)对他人自由权利的侵犯。自由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选举政府,并赋予政府以合法的权力(甚至包括武力手段),同时剥夺了政府的任何权利的要求;他们用法律来保护公民自由、约束政府的权力,他们坚持法律高于一切,而不是总统或国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总统也会被告上法庭。 思想的自由包括表达思想的自由。自由国家里有独立于政府的媒体,任何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有自由的媒体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但决不轻言组织暴力推翻政府,因为政府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合法的自由权利(至少他们希望如此)。如果政府腐败了,他们公开发表批评言论,靠法律惩处他们,靠选票推翻他们。 —— 然而,在西方被视作女神的“自由”,在中国却被看作洪水猛兽,也许是我们被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领袖批判“自由主义”的思想“统一思想”的缘故。 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所有人的思想都要与伟大领袖、党中央一人或少数人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只有与领袖一致的思想才能够被宣传,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政府控制的;其他的思想都是造反,不同思想者可以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异见分子”等等,可以不经任何法律审判就被关起来或被弄死,要么只能流亡海外。”异端思想“没有了,于是唯一的思想便正确伟大了。即便到现在,”异见分子“仍然被剥夺了表达思想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整个社会没有一家独立的媒体,只有歌功颂德或者、有助于加强愚民统治的“思想”,才可以在“百家讲堂”登堂入室,”思想者“名利双收。 于是,整个国家只有少数几个脑袋在思考,其他的脑袋只需要传达上级指示、服从命令就可以了,领导成了万能的上帝。这种国家里最不缺的是“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服从集体”等口号,最不缺的是对上级领导无限的忠诚,对权威的崇拜、迷信与盲从。只有辩证思维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于是全民和稀泥,没有了诚信,没有了是非,只有利害。 只有领导等少数人才能思考,于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就等同于几个领导的创新能力。国家最缺少的是个人的独立意识和独立思考,最奇缺的是新的思想和思想的大师。不是吗?即便是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科技上取得了哪些创新呢?我们又有谁称得上思想的大师呢? 如果领导对了,豪情万丈的革命群众,可以把好事发展到极致(从而变成坏事),他们可以打造金字塔的辉煌,可以成就飞天的梦想,也可以编织“亩产万斤”的神话;领导如果错了,芸芸众生也会以排山倒海的阵势,把错误的决策无限放大,直到把整个社会变成人间地狱。 然而,“思想”是可以统一的吗?怎样才算是“统一思想”了呢?官员们唯上命是从、嘴里不假思索地流淌着上级领导的“最高指示”,只是不同的时代换了一些词汇而已,比如“三讲”、“保鲜”、“戴三个表“等等。这样的官员和当年鼓吹“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有多大差别呢?只不过以”统一思想”之名,行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实罢了。有几个被处理的贪官不宣称自己在“思想上”没有和党、领袖保持高度一致呢? 由于没有思想的自由和表达批评的自由,革命者只能用“非法”的方式搞地下活动,指望有一天用统治者获取政权的方式推翻政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用现在当政者相同的方式打压异见分子,统一思想。最终成者为王败者寇,可是究竟哪个是王?那个是匪呢? ——————————————— 思想的自由及思想表达的自由,也就是言论的自由,它是一个社会思想创新、科学创新、制度创新的前提。我们现在认可文明社会不是上帝的设计,而是逐步演进而来的。只有思想的自由,才会源源不断的新思想。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科学发现,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最后只有适合人类需求或社会发展的那些才被实现,并且只有经过证实的才会传播,被世人广为接受;才有了今天发达的物资文明,才有了现代民主政治,才有了长期繁荣、稳定的社会。 家庭承包、个体户,原本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的生产方式(只是曾经对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可能的所有权都被剥夺了)。这些生产方式从来也不是邓小平先生的设计,小平同志也只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而已。我们圣明的君主,其实也不知道路在何方。因为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30年前农村的改革,只是解开了套在农民头上的枷锁,把一点点可怜的自由还给了农民,而不是什么人或组织的功劳。如果有某组织贪天之功把这也说成自己的功劳,把“解放思想”也说成自己的英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叫嚣着“统一思想”、给我们套上这套枷锁的,又该当何罪? 我不知道这种由君主恩赐的“思想解放”,在没有表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究竟有多大意义。对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奴隶来说,他本可以胡思乱想,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自由”,不需要什么人来解放他的思想了。我只希望奴隶主们能发发慈悲,不要再整天高喊“统一思想”了。 如果关在笼子里的奴隶习惯了被“统一思想”、而不是“自由思想”的话,恐怕想把他们赶出来都不容易。相反,如果给思想以自由,如果有了表达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思想”,那个禁锢在我们头脑中的铁丝网也就不攻自破了。 毕竟,社会也在进步,今天的我们身边已经少了很多围墙,只是头脑中仍然布满了铁丝网。 我宁愿在地狱中自由地行走,也不愿被囚禁在笼子里参观天堂。那些蔑视自由的独裁者和那群放弃自由的奴隶,最终会把天堂变成地狱;而一个崇尚自由的人群,却有可能把一片荒原变成人间天堂。 ———————————————————– [1] 李君如,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9/163/20020319/690080.html [2]熊大同,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 , http://www.cycnet.com.cn/zuzhi/zywz/files/zywz20020607.htm [3]杨维忠,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http://www.hh.gov.cn/whwx/hhsk/2003/2003-03/2003-03-21/1048229453_53/index.html [4]范印华,论解放思想 统一思想,http://www.dxpll.com/downm/look.asp?id=202&d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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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哈耶克《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摘自《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网上的电子版) 一切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绎勒·范·登·布鲁克 把国家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对理性的反叛,是一个没有思想背景的反理性的运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果真如此,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就比它实际的危险性要小得多。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真理,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了。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曾参加过的一个过程的顶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出发点的前提,不能否认的是,那些建立新学说的大都是具有强大影响的著作家,他们的思想给整个欧洲的思想留下了烙印。他们的体系是持续不断地发展时。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它实现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遗迹,都被清除一空。 虽然是德国思想家领导了这一发展,但绝不能说是他们单独搞的。卡莱尔和张伯伦·孔德和索雷尔在这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与任何德国思想家相媲美。巴特勒最近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的研究中,对德国国内的这股思潮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探索。他的研究表明,这股思潮在那里保持一种几乎不变和不断重复的状态已有150年。这种情况虽然相当可怕,但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思想在1914年以前在德国的重要性。其实,这些思想比其它任何民族和观念更加分歧。并且总体上讲,它们只代表了少数人,正如在其它国家里一样,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极大鄙视。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反动的少数人所持的这些意见终于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并且,实际上得到全体德国青年的支持呢? 导致它们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家主义的失败、遭难和波动。更不像许多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进展的资本家的反动的缘故。相反地,使这些观点得势的那种支持恰恰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得势决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而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缘故。 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来越明显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 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很密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辈——费希特、洛贝尔图和拉萨尔——同时被公认是社会主义的鼻祖,这是意味深长的。在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的社会主义指导着德国劳工运动的时期,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一度隐入幕后。但这为时不久。1914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导师,它们没有领导保守派和反动派,却领导了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在这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浪潮才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很快发展为希特勒的学说。1914年的战争歇斯底里——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而从未完全治愈的战争歇斯底里——就是产生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发展的开端,并且它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大半是靠那些老社会主义者的援助。 *** 也许这个发展的最初的:且在某些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桑巴特教授,他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商人与英雄》一书是在1915年出版的。桑巴特教授起初是一个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迟至1909年还能够自豪地宣称他将其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用来为马克思的思想而奋斗。对于在整个德国境内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各种色彩的对资本主义的愤恨,没有人比他做的更多;并且,如果说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它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有个时期他曾被认为是遭受迫害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观点过激,他不能在大学里得到一个讲席。甚至在上次大战之后,当他在政治上巴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所著的,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的那本书,在德国国内外的影响仍然是极其广泛的,在许多英美国家的计划者的著作中尤为显著。 在他战时出版的那本书里,这个老牌社会主义者对“德国战争”表示欢迎,认为它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对丧失了一切尚武本能的英国人的商业观点表示无限的蔑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的普遍奋斗最可鄙的了;英国人道德观念中重要的箴铭: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并能延年益寿”,对他来讲,是一个“商业思想所宣称。的最不名誉的格言”。正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个人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 1914年以前,在英国人的商业理想,英国人的舒适享乐和英国人的体育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德国英雄生活理想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英国人不但自己完全腐化了——每一个工会主义者都陷入了“享乐的泥坑”——而且开始感染影响其他人,只有战争才帮助德国人想起他们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是一个其一切活动,特别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军事目标的民族。桑巴特知道德国人遭到他国人民的憎恨,因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但他却以此为荣。把战争看成是不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业观点的产物。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这就是民族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而个人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较高生活而牺牲自己。对于桑巴特来讲,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的顶点,反对英国的战争就是反对敌对的理想,即个人自由和英国人享乐的商业理想的战争。在他看来,这种理想最可鄙的表现是——在英国人的壕堑里发现的安全剃刀。 如果桑巴特的大放厥词在当时就连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太过分的话,另外还有一位德国教授实质上也抱有同样的思想,只不过那些思想从形式上看比较温和,比较有学者风度因而也就更有效力。这就是约翰·普伦吉教授。他和桑巴特一样,是研究马克思的大权威。他所著的《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近代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开始;他开始时所抱的信仰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许多战时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小的但同时又受到广泛讨论、其标题具有深刻意义的书;《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讨论“1789年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和“1914年的思想”(即组织的理想)之间的矛盾问题。 他和那些把自然科学的理想粗枝大叶地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上从而得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组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他正确强调的那样,组织就是19世纪初叶的法兰西的开始阶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背弃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由于他们狂热,但空想地坚持着自由的抽象概念。威尔斯(他所写的那本书《美国的未来》对普伦吉有深刻的影响,并且普伦吉把他描写成现代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的著作证明,组织的概念直到现在才在别的国家恢复了它自己的地位,但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概念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和最完全的实现。因此,英德之战实际上是两个相反的原则之间的一种冲突。所谓“经济上的世界大战”乃是近代史中精神斗争的第三个大时代。它和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是争取19世纪先进的经济生活所产生的新生力量的胜利的斗争,这种新生力量就是社会主义和组织。 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的领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 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却是模范的氏族。人类的生活目标将由我们的思想来确定。世界历史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奇观,即在我们德国,一个新颖而又伟大的生活理想已深入到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在英国,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原则却终于垮台了。 1914年在德国创立的战时经济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实现,而且,它的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应有表现,而上是第一个积极的表现。战争的需要已经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概念,因而保卫我们的国家就为人类产生了 1914年的概念,即德国的组织概念,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 体······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注意到它的时候,我们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整个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了。国家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标志着人民公仆工作的特性的经济责任感,渗透了一切私人活动。经济生活中德国的新的社团组织,(即普伦吉教授认为尚未成熟或尚未完备的那个制度),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国家生活的最高形式。 起初普伦吉教授还期望把自由的理想和组织的理想调和起来,虽然这主要要通过个人对整体的完全自愿的服从才能实现。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痕迹不久就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同无情的强权政治之间的结合已在他的脑子里完成了。在战争快要结束前,他在社会主义杂志《警钟》里这样勉励他的国人: 现在是承认社会主义必须是个强权政治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因为它必须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必须赢得权力;它决不可盲目地摧毁权力。在各民族战争时期,对社会主义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民族应得到高度的权力,因为它是在各民族的组织中模范的领袖? 同时它预示了一切最后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辩护的那些概念: 仅从社会主义观点,即组织的观点来看,各民族的绝对自决权利不就是个人主义的经济无攻府的权利吗?我们愿意给予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完全自决的权利吗?彻底的社会主义只能按照历史所确定的真正的实力分配来给予一个民族在组合中应有的权利。 *** 普伦吉教授表达得如此清楚的一些理想在德国某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圈子中特别流行,并且,甚至那些理想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正像现在他们的英国同行大声要求的那样,为实现生活各方面集中的有计划的组织而叫嚣。这些人中为首的是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德,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个宣言赢得一定的名声。据说他曾公开宣称: 德国要把至今尚缺之组织的欧洲组织起来。我现在要对你们说明德国的一大秘密:我们,或者说,日耳曼种族已经发现了组织的意义。在其它国家仍然生活在个人主义制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类似的这些观念也在德国原始独裁者瓦尔特·腊特瑙的各个事务所里流行着;虽然如果他了解到他的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的后果的话,他一定会为此震颤,然而在纳粹主义思想发展的任何比较详尽的历史中,他是应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念,大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而确定的,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大都要多;并且他的一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后来成了戈林的五年计划执行局中的骨干。与此极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位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诺曼的许多学说;他的著作《中欧》在德国也许比其它战时出版的书籍都要畅销。 但最充分地发展这些思想并广为传播它们的任务,是由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员保罗·伦施来完成的。伦施在其早先的一些著作中把战争描绘成“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前进面前的溃退”,并解释了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和英国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战时著作(世界革命的三个年头)中,他特有的思想在普伦吉的影响下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伦施的论点是建立在一个有趣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准确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的。这个叙述讲的是俾斯麦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怎样使德国向工业集中和卡特尔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代表着工业发展的较高形态。 俾斯麦在1889年作出决定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在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所外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察觉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它的最大对手英国却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这个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它是自由主义的和共和的,还是君主的和专制的,它对那个国家应当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何等渺小。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概念都是从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中得来的,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 在德国,这个经济生活的更高形式的“历史地指定的代表”国家里: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已经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里,一切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都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德国应当胜利地坚守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够完成它的使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任务,这乃是与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因此,协约国的反德战争,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下层资产阶级企图挽救他们自己的阶级免于衰亡的情形相同。伦施又说,在战前不自觉地开始的,和在战争期间自觉地继续 进行的对资本的组织工作,在战后仍将有系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是由于期望获得任何组织技术,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己经被公认为社会发展的更高原则。那些在今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先锋的阶级,在理论上却是它的死对头,或者无论如何,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社会主义正在到来,而且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己经到来,因为没有它我们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现在仍然反对这个趋势的唯一的人们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 这个阶级的人们,他们不自觉地按照英国的标准来思考,包括德国整个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对‘自由’与‘人权’,对立宪政体与议会制度的政治观念是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得来的,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又是这个世界观的传统体现,并且在19世纪50年代、 60年代和70年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采用。但这些标准已经过时并且被摧毁掉,正像过时的英国自由主义被这次战争摧毁掉一样。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摆脱这些因袭下来的政治思想和促进一个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新概念的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主义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和坚决的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关于这一点,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在所谓‘反动’的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活中已经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要坚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并且值得深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普选权,占据了他们在联邦国会、州议会、市参议会、商业争议裁决法庭、治病基金保管机构等能够得到的每一个席位,他们就深深地渗透到国家机构中了,但是他们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对工人阶级发挥了最深刻的影响。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那样的国家了,那时普选权才开始实施,然而,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家经历了社会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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