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08

胡适对辨证法的批判:玄学方法

摘自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民国十九年写给当时的少年朋友。可惜我们今天的少年朋友,从正常的出版物中基本看不到对辩证法的批评。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即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  以前转的网上一个经典的帖子,转贴:《辩证法与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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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浪的博客被和谐掉了

访问http://blog.sina.com.cn/duanhaixin,告诉我“对不起,您访问的博客地址不存在。”  悲愤了好一阵子,最后决定暂时忍一忍,什么也不说了。 2008/02/21,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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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达耶夫–近代俄罗斯的”人民公敌”

选自王康《解读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6729 1836年,俄国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1836年,普希金去世前一年,9月30号,俄罗斯著名的一份杂志,叫《望远镜》杂志,它的主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发表了一封信,哲学书信——《哲学书简》,也叫《哲学通信》,作者是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是俄国的贵族,禁卫军。他用法文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个情人,然后由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是俄国第一流的文献。在这封信里面,恰达耶夫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热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热爱真理,是更壮丽的事业,我只能通过真理而不是通过祖国走向上帝。他说我宁愿伤害我的祖国,我宁愿使它蒙羞,我决不说一句假话。恰达耶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高尚的行为,我们从来没有激动人心地让崇高的道德发挥力量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对人类的价值,人类的文明,没有任何重大的贡献,我们一直在玷污它们!我们给世界,给人类提供的仅仅是教训!我们的本事就是奴役自己和奴役他人。他说俄国犯了一个严重的罪过,俄国的道德一直存在着空白,俄国犯了一种“失言症”。《哲学书简》发表之后,在俄国社会引起极大的轰动,连第二年普希金的去世都被遮盖了,俄国人从上到下,不分贵贱、贫富、僧俗、老少,同声地谴责和诅咒这个俄国的叛徒。 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在官方的煽动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行暴力惩罚,尼古拉一世直接地干预,《望远镜》杂志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刑,检察官被撤职,恰达耶夫本人被勒令永远不能写作,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版,然后他被宣判为疯子,必须接受警察和医生的监护。 赫尔岑认为,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国漫长历史黑夜当中放出的第一枪,它拉开了后来影响俄国极其深远的(长达)25年关于俄国历史命运、道路和前途的历史大辩论的序幕,它也是俄国19世纪中叶第一封公开信。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俄国的关于俄国的自我特性,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自我认识。  ——————– 选自《想起了恰达耶夫》 http://blog.whnews.cn/blog.php?do-showone-itemid-22411-type-blog.html 即便是恰达耶夫的好友普希金,也并非完全赞同他的思想。但是,恰达耶夫并不认为自己是疯子,他在第二年(1837年)写了《疯人的辩护》。他在文中说,“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她获得光荣……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封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我爱自己的祖国。” 他表达了一种什么思想呢?直白地说,他是在告诉我们:哪里有真理,哪里才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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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反对这样的“民主”(下)——民主的基石是什么?

上回书说到那五个家伙按照民主的原则和程序,终于达成一致: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机制,故事应该结束了,想游泳的游泳,想打球的打球,各自享受民主带来的政治文明去吧。 可是这个民主的美梦,在德国却被“民主”选出来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独裁彻底打破了。故事讲到这里,某些网友迫不及待宣布,“而纳粹、法西斯主义也都是在民主政治国家里产生的”,于是,民主又和“大多数暴政”一样被当作狗屁不如的东西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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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天都是愚人节——也说说我知道的十进制网络和IPv9

2月13日新语丝上发文《我所知道的IPv9》的wanderor,也许算是我的学弟吧。他说的情况,也许可以代表网络技术研究领域对IPv9和十进制网络的态度,基本上大家是把这当作笑话来讲的。 但是,某些国家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听到我们的“自主创新”就热血沸腾:我们总算又要“阔”起来了!  我也草草谈一谈IPv9和我了解的十进制网络吧。 我记得早在1998年前后(可能不太准)参加过国家发改委组织的报告会,也许有点可行性论证会的性质,听取谢先生介绍他的十进制网络和IPv9。不记得讲过什么技术细节,只记得谢先生当时说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无论IPv4还是IPv6都是十六进制,都是西方人控制的;而十进制网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有中华民族的自主知识产权,对于保护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据说得到韩国人的认可,接收了他们的标准。  记得当时专家们反对的声音占多数的,其中一位通信领域的知名专家/院士更是毫不留情面的发表了批评意见,记得大概意思是不能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保护落后。基本可以归结为:国家安全,多少罪恶亦如之名! 当时很纳闷,这谢先生所在的上海通用化工研究所,怎么在互联网技术方向有如此的兴趣?能够让发改委出面组织一次专门的技术报告会,来头不小啊! 也是从那时起,知道还有一个愚人节发布的关于IPv9的RFC1606,看完之后笑一笑就忘了,唯独最后一句话印象很深“不研究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这也许是唯一一句认真的话。记得谢先生说,美国人在实现IPv9的道路上失败了,而他们却实现了IPv9全部功能! 也许中国天天都是愚人节,看看主流“媒体”(即喉舌)每天的“新闻”就知道了 然而,后来知道谢先生还是获得了国家资助,并且和浙江大学联合研制IPv6。中国许多所谓的专家论证会,也许就是个形式吧。后来又听说,因为经费关系,这谢先生和浙江大学有了一些纠葛。 几年前看过沈阳先生为此事做过的调查,其中公布了他和谢先生的通信记录,我想这一技术创新也许就此不了了之了吧。网友们可以从沈阳的博客了解详情:  —http://blog.wswire.com/read.jsp?aid=8936&uid=148# —http://w.org.cn/user1/4/archives/2008/1565.html  然而这些,那些“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者是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的。 我在和一名老教授讨论我国IT技术有哪些创新时问到,“是IPv9吗?信息过滤吗?是中文域名吗?是 WAPI吗?所谓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几乎无不被业界所嘲笑,最终不了了之。”  该教授对我的答复是“看来小猪说对了,到了自己的奋斗被嘲笑的时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原来以为小猪是危言耸听,看来还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我也开始不看好中国的年轻一代了。…”(文中的小猪是指写《刷盘子读书》的作者,http://www.wyzxsx.com/xuezhe/yuchunxiaoz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34)。 对这样的“自主创新”,如果我们不去批判、不去嘲笑,反倒鼓吹“这样的奋斗”,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让那些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之名去搞一些荒唐的研究占用公共资源,怎么再去支持那些为“满足广大劳动人民需要”而作的研究? 虽然,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但是至少没有了“国家主义”的狂热和对所谓的普遍真理和方法论的迷信。  我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也知道“自由,多少罪恶以汝之名!” 我自觉也是一个爱国者,但是我今天想说,“国家,多少罪恶以汝之名!”  不好意思,忘了今天还是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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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转自“鲁迅纪念馆”:http://cyc7.cycnet.com:8091/leaders/luxun/content.jsp?id=4343&s_code=0705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 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是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注:我只是看过鲁迅和胡适的一些书,对钱穆不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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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南方周末《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始末》

南方周末   2002-08-22 10:38:43 邵建(南京)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20822/wh/ws/200208220753.asp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林语堂、胡愈之 以宋庆龄(主席)、蔡元培(副主席)、杨杏佛(总干事)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终结于1933年6月,生命仅有半岁的它曾发生过两件在当年极具影响的事件,一是杨杏佛被杀,一是胡适之被开除。前者是一“血案”,后者是一“公案”。血案不论,胡案这段故实,历史早有定论。但,今天如果把这旧案翻出来重读一遍,那案子的情况,本非今人所泛知,很多真相被遮蔽了…… 事缘:北平的视察风波 事情要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的那一天说起。 1933年1月30日下午五时左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北平成立分会。杨杏佛特地从上海总盟赶来,代表宋庆龄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大会由胡适任临时主席,出席会议的有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等留美(欧)同学二十余人。会上胡适被选为分会主席。当晚七时,会议作出了一个视察北平监狱的决定,并推杨杏佛、胡适之、成舍我三人次日成行。为了落实这个决定,杨杏佛随即于当夜十一时请见当时统治北平的张学良,并获准。第二天上午十时,由张学良的秘书王卓然等陪同,杨、胡、成三人先后视察了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等三处地方,一直到下午二时才结束。 视察结束了,事情也开始了。四天后即2月4日,胡适收到上海同盟总部寄来的一个英文快件,内有三件东西:史沫特莱的信,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和北平反省院政治犯用英文写的一封控诉书。这封控诉书控诉了反省院对犯人所施用的种种酷刑。而宋、史二信则责成北平分会立即就此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北平反省院中的种种私刑,并释放一切政治犯。 胡适接信当天,就给上海总盟的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信,表示自己的“失望”。因为四天前他才和杨杏佛等三人视察该院,并和犯人有“很详切的谈话”。犯人“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没有人谈到私刑吊打。“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因此,胡适认为,这是一种“匿名文件”,而“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最后,胡适要求上海总盟对此作出“更正或救正”,以维护其信用。(1) 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寄出,第二天一早,胡适就发现当地英文报纸《燕京新闻》登出了宋庆龄的信和那封控诉书。下午又收到史沫特莱的信,知道《大陆报》也已发表此文了。并且,张学良的秘书亦即那天陪同去的王卓然也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文章来源。凑巧的是,北平反省院一个叫韩麟符的犯人因为杨胡等人的视察,燃起了被援助的希望,于1月31日秘密写信给杨杏佛和胡适,反映反省院中的情况,信于2月5日送到了胡适这里。而在北平的《世界日报》社两天前也送来一封所谓的控诉信并短笺,正是这两样东西让胡适作出了判断,即总部寄来的那封控诉书不但是匿名的,而且还是“捏造”的。于是他一边给蔡、林二位写了第二封信,这是一封不依不饶要求上海总盟追究发表责任的信;一边又写信给《燕京日报》澄明情况,表示北平反省院的酷刑拷打之说,“看来是不能置信的”。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2),这是鲁迅在批胡适的文章《光明所到……》的第一句话。说实话,没有人不认同鲁迅的话,只要是一党独裁,就少不了毒刑拷打、残酷镇压。因此,这句话作为一个大前提,其实已经隐含了结论,即北平反省院是中国的监狱,因此,那里的拷打也是公然的秘密。然而,在这个公然的秘密前,胡适都做了些什么呢?鲁迅接下说:“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到最轻微的证据’。”鲁迅这里引用报纸上胡适的话,显然是在说,胡适在说谎。 胡适到底有没有说谎呢?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根据鲁迅的单边叙事,而是同时阅读胡适这边的相关文本,那么,问题并不难弄清。 除了自己的亲访外,2月3日和5日收到的两样东西,使胡适更相信北平反省院至少是没有经常性的酷刑拷打。那位偷偷寄信的韩麟符,已经在反省院关了两年多了,如果有拷打,他在信中完全可以以实相告,因为他本来就是要请求援助。可是他却这样述说反省院的情况:“至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自然是苦的。第一是饮食方面营养不足,更要命的是每人一副铁镣,因之病人很多,并时有死亡。”(3)那么,如何解释上海总盟手中那封也是来自北平反省院的控诉书呢?《世界日报》送来的信让胡适作出了“捏造”的推断。胡适在2月5日给蔡、林的第二封信中完整引用了《世界日报》社转来的那封捏造性质的短笺: 敬启者: 兹由胡适之先生交下“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函”稿一件。盖以内容颇关人道,嘱肇致函贵报。祁垂念人道,予以刊登,不胜盼祷之至。敬请撰安。 鄙人李肇音启二月一日 住后门米粮库四号胡宅 面对这封公然造假的信,胡适指出“作伪的人知道我看过反省院,故改为‘第一监狱’。他胆敢造我的住址,信内签名捏称住在我家中,并称稿子是由我交下的”。(4)既然这封信能如此无中生有,那么,胡适推认来自上海的信也是这样的性质。在下文中,胡适说道:“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因此,在信的最后,胡适要求上海总盟查清这是怎么回事,并声称“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胡适是认真的。国民党监狱里的酷刑拷打毕竟是普遍现象,他却在反省院这一点上如此坚执,这样做,客观上已有为国民党辩护之嫌。但胡适不这样认为。1933年2月21日的《字林西报》登载了记者对胡适的采访,在采访中,胡适指出:“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像那封信和报上所说的那种乱说和夸张,只能使那些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5)另外,在上述给《燕京新闻》的信最后,胡适特意作了个补充,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6) 冲突:来自上海的批判 然而,上海总盟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不同,总盟坚认是胡适的态度和立场有问题。宋庆龄在嗣后的一篇长文中,这样批判胡适:“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 (7) 宋庆龄的话诚非虚言,但和胡适却对不到一起去。因为,胡适和上海总盟的分歧不是国民党监狱是否有严刑拷打,而是它在北平反省院是否发生。相对而言,前者的问题是抽象的,后者则是具体的。胡适不谈抽象,留美时的实证主义训练,要求他只对具体负责,即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既然他没有获得北平反省院严刑拷打的直接证据,他就无法扭曲具体去迎合那个哪怕是正确的抽象。相反,上海总盟,正如蔡元培、林语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解释的那样:“而同人亦以此等酷刑,在中国各监狱或军法处用之者,本时有所闻,故亦不甚置疑。”(8)这就是了。上海总盟此举,从“意图伦理”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偏偏碰上了执著于“责任伦理”的胡适,双方必然弄拧。 身为上海分会执委的鲁迅和宋庆龄一样,批胡适都是在情况既明之后。2月12日或13日下午,上海总盟执委会就胡适来信专门讨论了两个多小时,讨论结果由上面蔡、林之信通报给了胡,就胡所提出的责任问题,信中作了这样的回答:“故此文若不宜由本会发表,其过失当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决非一二人之过,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9)这封信是上海总盟给胡适的公函,而非蔡、林与胡适之间的私信。这实际上是上海总盟委婉地向胡适承认自己未经确证便遽然发表的“过失”。 鲁迅的《光明所到……》写作时间为1933年3月15日。也就是说,此文距那次会议已有一个多月了,问题已经尘埃落定。但鲁迅还是认为“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和宋庆龄一样,该文锁定的不是北平反省院而是无定指的 “中国监狱”。它所产生的误导一如其上,笔尖一个起落,就把胡适挑在为国民党辩护的立场上。鲁迅下文接着引用:“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虽是引文,却暗含讽刺。尤其是第二个“干注”及其语气(鲁迅这篇文章的笔名是“何家干”),作为点睛,也作为强调,无法不让人感到胡适是在“美化监狱生活”。 鲁迅用自己的亲历做对照:“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鲁迅当然说的是实情,却不能反证胡适是假话。但作为对比,再加上人们对旧中国吏治黑暗的感受,极易在这对比鲜明的两造情景中做出孰真孰假的判断。所以鲁迅讥讽:“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极了。”(作者按:的确有点特别,当时不独胡适,就是杨杏佛,也在用英语与犯人交谈)至此,鲁迅终于发难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一种不信的口吻,表达的当然是否定之意。没错,中国监狱是没改良到这地步,但这是特例(作者按:一是杨杏佛乃宋庆龄的派员,而张学良对宋极有好感。另外,当时在北平的胡适与张也有交往,所以,这次视察开了绿灯)。 就此事件而言,上海总盟看来是存在不少问题。这从林语堂和杨杏佛给胡适的信可见端倪。胡适2月4日和5日给蔡、林去了两封信后,林于2 月9日先回了一封,说:“接信后蔡、杨及弟皆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并表示“大约明日开紧急会议,恐会议上即将发生重要波折”。为什么?因为“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不过,“你来函态度之坚决,使我们更容易说话”。作为“私人的答复”,林在信中婉转地说道:“本会现此情形,谅你由份子之结合可推想得到。”(10)林语堂的信,欲言又止,不独胡适可以推想,作为后来读者,亦能推想而知:这个组织,由于是“份子之结合”,除了分歧必然存在外,恐怕还的确存在胡适所说的那种一二人擅断的情况。至于杨杏佛信,提到会中情况,是这样说的:“弟等奔走此会,吃力不讨好,尤为所谓极左者不满,然集中有心人争取最低限度之人权,不得不苦斗到底,幸勿灰心,当从内部设法整顿也。”(11)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本来就是左中右知识分子的“聚合”,由于左与右之间在观念上偏差太大,以至根本说不拢;如果不是崩盘,那么就是一方全身而退,比如上面胡适表示“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只不过,他只是一个姿态,不待他退出,同盟就先行将他开除了。 开除:道不同不相谋 上海总盟一边把那次会议的最后结果由蔡、林之信通报给胡,表示今后再碰上这种情况,一定“审慎考核,不轻发表”;一边又在《大陆报》上以同盟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同盟准备视察监狱之前几天,监狱当局就已经得到消息,因而预先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这样,委员会的视察自然毫无所得”。(12)明,胡适当然不高兴,他指出这一声明完全不合事实,因为,如前所述,1月30日晚七时才作出视察决定,夜十一时由杨杏佛请见张学良,第二天上午就到现场,对方要掩盖什么也来不及。同盟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一边向胡适解释,一边又另登声明,恰恰暴露了内部的分歧。如果说,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等人能认同于胡适,宋庆龄则肯定不能接受胡信中所说的一切,更何况胡信的矛头毫不隐讳地指向她。 这个小动作也不要紧,胡适予以澄清就行了。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仅仅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后果,可是,胡适显然有些意犹未尽。在记者访谈的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必然导致他被开除的话:“胡博士说,同盟不应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予依法治罪的要求。一个政府应该有权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但政治嫌疑犯必须如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13)仅就这段话而言,胡适被开除可谓“活该”。第一,这是他公然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了。以上视察那件事如果事出有因,那么,这段话却是明明白白地表示出胡适的态度:镇压有理。第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求释放国内政治犯,而胡适在这里明显是唱反调。 针对第一点,胡适与其是说镇压有理,不如说他是在反暴力革命。就这一点而言,他不仅反对当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暴力革命,而且也反对国民党对北洋军阀的暴力革命。胡适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其基本思路是“法律”而不是“暴力”。如果改革就是革命的话,胡适是坚主走改良道路的。这也是胡适一以贯之的思路了。在他看来,推翻仅仅是为了权力,并不能解决民权问题。既然任何革命都是为了权力,那么,“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 (14)换言之,你想要权力吗?行,那你就得准备权力者的反夺权。这其实讲的是双方对等,隐含的更是反对革命的意思。胡适说:“我们以为这条路是错的。我们赞成民权应有保障,但是我们以为民权的唯一保障是法治。我们只可以主张,在现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应该受正当的法律保障。”(15) 因此,就第二点言,胡适不主张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但强调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为此,他提出了四条原则:“第一,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必须有充分证据,方可由合法机关出拘捕状拘捕。诬告的人,证实之后,必须反坐。第二,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拘捕之后,必须依照约法第八条,于二十四小时之内送交正式法庭。第三,我们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时,凡有证据足以起诉者,应即予起诉,由法庭公开审判;凡无犯罪证据者,应即予开释。第四,我们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决之后,应与他种犯人同受在可能范围之内最人道的待遇。”四条过后,胡适总结“这都是关于政治犯的法律立场。离开了这个立场,我们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权保障运动”。(16) 胡适希望中国民权保障运动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可谓一片苦心。他所面对的情况,一面是当政的国民党用权力制裁全国舆论,不容许异党异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满于现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武装反抗的革命党派。这两者冲突愈演愈烈,不可化解。胡适就想通过另外的方式和渠道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法律。胡适强调法律,始终针对两个方面,“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权利”。(17) 当胡适的上述观点经《字林西报》记者以谈话形式于2月22日报道出来时(我手上的资料有两种,另一种日期是2月21日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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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反对这样的“民主”(中)--什么是民主?

上回书说到,我认为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是易仆生所讲的“多数派”,我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民主”。LS30君挥舞着“民主”的大棒,建议将我“反对民主”的文章从首页撤下,也许该君认为自己代表“大多数”的“民众”。请问LS30君,何以认为自己在新语丝读者中属于“多数派”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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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反对这样的“民主”(上)--这是民主吗?

没想到我被扣了一顶“反民主”的帽子。有位新语丝网友不同意我上篇文章《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是多数派–推荐易仆生的〈人民公敌〉》,要求管理员把我“反民主”的文章从新语丝读者网首页撤下。 早些时候有新语丝网友给我扣过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我很舒服的接受并戴上了,并且更加卖力地鼓吹“自由主义”。对这顶“反民主”的帽子,我也不打算推辞,我的确反对只讲“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但是却要鼓吹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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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是多数派 —— 推荐易仆生的《人民公敌》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凤凰卫视主持人邱振海先生说,中国社会当今的现代化程度,基本上和欧洲19世纪中后期差不多。针对中国思想现代化方面,我觉得邱先生说得很对,特别是看完挪威剧作家易仆生1882年出版的《人民公敌》剧本之后。 剧中的故事发生在挪威南部的一个滨海城市,海滨浴场使得该城市成为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也成了当地经济的支柱。斯多克芒先生作为浴场的首席医生,却发现城市的水被污染了,使得浴场成了“传染病的窝儿”。斯多克芒医生向作为市长的哥哥呈上了分析报告,建议重修供水系统,并希望将真相公诸于世。市长出于个人和地方利益的考虑,极力反对斯多克芒医生的建议,并千方百计阻挠医生公开发表真相。媒体、企业主、以及号称为“结实的多数派”的业主代表出于各种动机,起初怂恿医生在报纸上发布真相,然而在发现这样会侵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统统背叛了医生。 最后斯多克芒医生不得不孤军作战,“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他在自己召集的市民集会上说“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真正有害于社会的不是那等人(官老爷)。善于制造瘟疫、毒害咱们精神生活根源的人不是他们。在咱们社会上最能摧残真理和自由的人也不是他们。” “在咱们这儿,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该死的结实的多数派!” “我要打倒‘真理完全属于多数派’这句谎话。多数派拥护的真理是什么? 他们拥护的是老朽衰迈的真理。一个真理陈旧到那步田地,它就快变成谎话了。” 医生的发言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最后被市民投票宣判为“人民公敌”,失去了工作,在当地几乎无处藏身。然而,斯多克芒医生最后放弃了去往美国的打算,坚持在本地继续战斗,因为他发现,“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 “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也许并不总是对的;但是,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总是由少数人推动的,我想这么却大体上是不错的。习惯了传统、整天鼓吹发扬传统的人,可能没有想到: 传统几乎总是拒绝变革的,而这些鼓吹传统的人,往往构成社会的主流,属于“结实的多数派”。 对专制体制的谩骂、对特权、腐败的诅咒,我们听得太多了。然而,不知不觉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他们追求的并非公平与正义,而是自己能有更大的特权,希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无关自己利益的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牵扯到自己利益的时候,把公平与正义放到一边,以“大家都这样”、“不得不如此”等借口,把自己的劣行归结为“体制问题”。 少数几个清醒着的人,也几乎成了易朴生剧中的“人民公敌”。张功耀先生、方舟子博士等人,当初因为告别或批评中医几乎成了“千夫所指”。好在今天,张先生、方博士这样的“人民公敌”并不过于孤单了,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真话来,虽然大多数只能在互联网上、以匿名的方式。 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府。今天,在大多数老百姓都期待一个圣明的君主(无论称他“皇上”、“总统”、还是“主席”)、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专政)来给自己维护或伸张正义的中国,在大多数国民放弃自己的权利、做一个阿Q式的顺民的中国,奢望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无异于空中楼阁; 强制一群拥护专制的民众去接受民主,是不是民主呢?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 将来也决办不到”(If a nation expects to be ignorant and free in a state of civilization, it expects what never was and never will be.) 在一个没有“公民”的国度里,无论多么英明的君主带领这群奴才,只能建成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比如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也许像北朝鲜大多数人民的“幸福指数”很高,却决不是一个自由、幸福的现代化国家。 在我看来,今日中国社会问题,是几千年的“吃人”的传统道德报复、外加几十年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奴役的结果;在“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的时候,任何的“革命”都收效甚微。如果总是回避科学精神、民主思想的教育和普及,奢望一个持续繁荣、自由幸福的现代化的中国,永远是遥遥无期。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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