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November 2007

当科研也开始装神弄鬼

古人对大自然的许多现象不理解,于是他们编造了“天”、“神”和“鬼”的概念,并崇拜它们。我们对许多社会问题不理解,于是编造了各种某某“哲学”、“主义”、“思想”等理论,并崇拜这些理论。我们崇拜编造这些理论的人,冠之以“伟大导师”、“大救星”之类的光环。 造神运动其实也不过是“装神弄鬼”,尽管我们自称是无神论者。今天我们把一个个“圣人”、“导师”拉下了神坛,但是仍然迷信着某某主义、某某思想或某某理论。 “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可是,他的“革命理论”几乎把半个世界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却总是不想提及。 在我们这个“君子不器”的国家里,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实践和实验的检验,我们崇拜“道可道、非常道”等不可名状的理论,越是看不懂,越觉得高深。反正,信仰和崇拜是不需要问“为什么”的。 看了段建中教授的博文“‘玩物丧志’与‘玩纸丧志’”[1],想到最近参加的几次研究生选题、答辩会以及一些讨论会,借用陶东风教授“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时代”[2]一文的标题,谈一谈我对某些科研的看法。 我并不想否定所有的理论研究,但是很多用于指导实践的所谓的“理论”,有时是在故弄玄虚,就象装神弄鬼。 ******************************************* 一、我们的实践,真的必须由“理论”来指导吗? 我们搞工程技术研究的许多学生,总要给自己的研究套上某某理论的光环,好像没有数学公式、数学模型就很不上档次。我并不想否定数学或理论的意义,但是有些理论实在是牵强附会,本来很简单的一点道理,非要用一堆普通人看不懂的符号描述一番,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即便总结出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理论(比如所谓的“六度分离”或“小世界”模型),也不见得对实践有多大的指导意义。我并非要否定纯科学领域中的理论研究,只是觉得工程领域的研究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而是从某某理论出发,无的放矢、牵强附会。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张立霞教授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委员,曾经到清华做过一次报告。她问在场的学生,如果要你来设计下一代互联网,你怎样考虑。有的学生说要设计成层次结构的,有的说要可扩展的,有的说要设计成更安全的,有的说要考虑互联网的设计思想和设计原则。张教授停下来问,“What’s the problem ?”你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的确,我们很多的研究课题并非从实际需求出发,却迷信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则或理论。我并不是否认前人总结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需求和技术都在变化和发展,怎能把以前的经验都当成了教条,成了不变的真理? 互联网设计者之一David Clark先生撰文说,在互联网设计之初,没有所谓的设计原则或指导思想[3]。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系统互联(OSI)的体系结构参考模型,试图用它指导计算机网络和协议的设计。然而,它的命运正如另一位互联网先驱Douglas Comer 先生所说,“OSI七层参考模型表明,由一个专家委员会设计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4] 我们研究的理论、模型,能比OSI的参考模型更有指导意义吗?我们真的可以设计一个模型,让世界上的科研人员按照这个模型去开展研究吗? 我觉得如果OSI的参考模型是可行的,那么计划经济也是可行的。 我不知道互联网的研究是什么理论指导的,我看到的互联网的协议和标准(如RFC)都是以普通的自然语言描述的,懂英语的人基本上都看得懂。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开会时,我看到很多人边开会、边写程序,他们是工程师,我认为创造互联网的是他们,他们创造的是 Running code ,而不只是SCI Paper。 做一个工程师,很不上档次吗? 只有那些会发SCI论文的教授,才算是做科研吗?我不知道袁隆平院士发过多少SCI论文,我看到的是他曾象农民一样在田里劳动。  能否让我们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为了寻找一件“皇帝的新衣”? ******************************************* 二、在体制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吗? 因为人们总是崇拜自己不懂的东西,于是就把自己本来很简单的想法用一种极为复杂的形式描述一番,披上一层“理论”的外衣,于是论文发表了,或许被SCI收录了。 现实的利益就是如此。很多人说:“我知道这是玩虚的。没办法,这是体制问题”。比如: 研究生说,没办法,没有SCI文章不能毕业; 大学教师说,没办法,没有SCI文章不能评职称; 领导说,没办法,这是上层领导制定的规矩,即使不合理也要执行。   多数情况下,个人在体制面前没办法的确是事实。然而,面对一个不合理的体制,人人都不试图去改变它,却是今天我们最大的悲哀。 某些领导说“没办法”时,有时因为自己站在“既得利益者”或者“利益无关者”的角度。反正这些条条杠杠考核不到他们,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要反抗呢? 该怎样做研究,有些领导其实并不见得很清楚;科研成果的分量,领导也不知道如何考核,于是借助别人的评判,整整齐齐的画了一条线,于是这条线就成了考核的指标。于是领导有了一条傻瓜都会用的尺子,再也不需要“伯乐”了。 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也无需反抗。做一个“Paper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教育反思 | Tagged | 9 Comments

对“忽悠思维”的几点补充

新语丝上的寻正网友在罗集人《以比喻代论证——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色》[1]之后,定义了“忽悠思维”的十大特色[2]。根据我和一些人辩论中医、自由等话题的经历,继续补充几点:一是转移话题,二是泼脏水;三是人身攻击。   ***************** 先补充罗集人所说的“以比喻代论证”,寻正把它列为忽悠思维十大特色之首,我觉得它当之无愧。 不能否认联想和类比是启发灵感、认知未知事物的重要方法,在文学上用它可以写出流传千古的佳句。比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古人把才女称为“咏絮之才”,可见古人对类比思维的重视。 林语堂先生用中国众多的谚语和比喻描述这种思维方式。“下面学术性的句子很难译成汉语:‘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中国的翻译家可能会用孟子的一句话来代替‘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How could I perceive his inner mental process?’翻译成‘我怎能感知他大脑内部的运动过程’远不如‘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3]。 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不善于分析、不喜欢抽象,所以中国人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 医者意也,类比思维在中医中的“伟大成就”不必多说了,在政治领域中也成就颇丰。陈竺部长也用两小儿辩日来论证中医,当官的靠忽悠老百姓治理国家,历来如此。“国家”本就是以“家”比“国”,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就不需要论证了。   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北朝鲜,他们的“主体思想”大概类似于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吧,其“革命的首领观”称:“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头脑的指挥。如果没有头脑,就失去了生命。”其“社会政治的生命体论”称:“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6] 今天,如果有人用类比方式撰写科技论文,没有了实验与逻辑,大概也只能发表在国内中医相关的学术期刊上了。但是,却有些科学名人也大量地使用比喻代替论证,很像是“咏絮之才”。当然,不排除他的好意,比喻的方法特别能忽悠老百姓。 其实,老百姓也忽悠领导。有人曾说过,向领导汇报要学会打比方,一个好的比喻胜过千言万语,也许因为领导通常听不懂逻辑。好的比方不仅可以让领导很快接受你的观点,高兴了也许还会赢得领导的夸奖“人才啊!”。  ********************************** 忽悠思维特色之十一,转移话题:我说A不对,他反驳我说B也不对。比如:  我说有些中药副作用很大,他会说,西药就没有副作用吗? 我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会说,难道西方文化就没有问题吗,还给我推荐一篇写欧洲中世纪黑暗历史的文章《不了解欧洲的历史,就不了解我们是怎么卖国的》; 我说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他会问,伊拉克问题是不是美国造成的?  ……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科学与哲学 | 12 Comments

“三个代表”进学生头脑和罗素的自由主义教育观

中宣部、教育部的两位部长大人指示“让‘三 个 代 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成为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行动指南,成为青年学生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动力”。(参见[1],[2]) 学完之后深受启发,联想到《 世 界 人 权 宣 言》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想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大师罗素的观点:“教育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思想,而应让每个人以最充分表现他们个性的方式去思考”。 前几天在国外与几个老外乘船出海,开玩笑时提到了紧急求救电话,只有我的手机还有信号。我说中国的是119,不是911。一个老外突然说,中国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和美国反着来?是啊,我们曾经是这样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时代不同了,思想还一样。 从包韬略先生的博客中,摘录几句罗素关于自由主义和教育的文字: ▲自由主义的信念是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一种公众允许范围的对自由的容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不会说:这就是真的。而会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我趋向于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是最好的。只有在这种有限的和非教条主义的意识中才能倡导民主。……自由主义的视野不在于他们持什么观点,而在于他们所接受的观点。他们带着随时可能抛弃某个观点的意识,不是机械地持有某种观点,而是尝试着接受某个观点。这是所持的科学态度的方法,与之相对的是神学态度。 ▲……什么是“思想自由”–这一表述有两成含义。从狭义上讲,它指那种不受传统宗教教条束缚的思想。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既不是佛教徒和神道教徒,也不是某个继承了正统观念的组织的成员,他就可以成为思想自由者。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果不笃信上帝,那就可以称之为思想自由者,尽管这在佛教国家还算不上什么思想自由。要做到思想自由,最基本的条件是不因观点的表达而遭受法律制裁。没有什么信条是绝对正确的,一切信仰都程度不同地笼罩在不明确和错误的阴影中。 ▲一切与现行信仰不一致的东西都被毫不留情地压制。因为整齐划一的东西对统治者极为有利。 ▲在所有的地方,学生都被教导要对祖国绝对忠诚。这些行为的结果便是:教育成了阶级、宗教于国家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站在学生自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是把学生当作生力军–教育机器并不关心学生的利益,而是出于某种隐秘的政治目的。 ▲一个蹩脚的老师总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不光是老师,所有平庸而又具有某种权威的人总是希望他的属僚能够步调一致,使得他们的行为易于预测而且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如果权威的力量能够使他们如愿以尝,那么个人的进取心和个性必将遭到摧残,即使凭权威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也会顽固地拒绝承认多样性的存在。 ▲ 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状况(雇主对雇员的干涉– 按)也不会改变,甚至会更加严重。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成为唯一的雇主,人们一旦遭受它的偏见的压迫,甚至连个躲藏地方也没有;不象现在,至少可以换一个老板。国家将有能力强迫所有的信仰体系向它看齐–它几乎肯定会这样做。自由将受到处罚,精神的独立也将不复存在。……原来他们与经理们进行斗争时,还能投诉于政府,但现在却必须直接同政府交锋。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所有的人有同样的思想,而应让每个人以最充分表现他们个性的方式去思考。 ▲教育应当培养追求真理的愿望,而不是相信某个特殊信条是真理。教育应当努力培养思想中的公正。教育应当注入敬意,努力达到理解。 ▲青年人的头脑总是在能独立思考以前被灌输一套信仰,这些信仰得到反反复复的宣讲,目的是使这些学生今后永远摆脱不掉早期教育的催眠效果。灌输这些信仰并不是通过摆出假定它们是真理的理由,而是通过鹦鹉学舌般的重复和群众的歇斯底里。当两种相反的主义这样教给学生时,它们将产生两支彼此撕杀的军队,而不是两个能够相互讨论的政党。 ▲种族仇恨对自己所不熟悉的外国人的一些缺点大惊小怪,而对自己的缺点却很宥(读you4,宽宏大量的意思)。 ▲比神学上的迷信更为有害的,是民族主义的迷信,即只对本国负责,而不对他国负责。 ▲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对土地和资本公有制的倡导的话,会最为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要证明的是社会主义必将到来,但他很少论证说社会主义一旦到来将是一件好事情。 ▲反民主的论据之一是,由团结一致的狂热者组成的国家,较之拥有大量心智健全人士的国家,在战争中拥有更多的胜利机会。 ▲处于专政下的人民被判处终身充满热情。 ▲我们憎恨我们害怕的东西,并且,我们也害怕我们所憎恨的东西。 [1] 刘云山: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走进学生头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5/content_1198074.htm [2]周济:迅速兴起“三个代表”新高潮 http://www.edu.cn/zong_he_news_465/20060323/t20060323_77224.shtml

Posted in 教育反思 | 16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