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传统与现代化

加藤嘉一:中国大学生,你没资格抱怨政府-时事锐评-图文-优米网

加藤嘉一,一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指出中国的大学生“从被包办到求包办”,已严重落后于日本学生。 2010 年暑假,某高校的学生们在BBS上态度激烈地要求学校装空调,于是,校长跑到宿舍去实地调研。然而4人的学生宿舍里,只有一位同学铺了凉席。学生坦白告诉 校长:“懒得换。”还有一名学生振振有辞:“再过不久天气就会凉快了,到时候又得换回棉絮,多麻烦!”校长哭笑不得,只能一声叹息:“连生活都无法料理好 的学生,你很难想象他们会有努力追求和创造未来的动力。” 从被包办到求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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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宣传部部长朱厚泽5月9日去世

被誉为“三宽部长”的前中共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因患鼻咽癌不治,5月9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1985年,朱厚泽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三宽”政策,所谓“三宽”,用朱厚泽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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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厦门大学演讲:中国为什么成不了文化大国

第二次来到厦门,然后这里的空气很好,难怪大家都喜欢散步啊。嗯。。。刚才我听邓老师说了一些,然后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东西,那我想到了两句话,我是之前 看到的,但是别人说的,不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第二句话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 任何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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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撒泼之后继续撒谎

于丹在伦敦街头撒泼的事情(参见http://eladies.sina.com.cn/news/2009/0507/0856862677.shtml)早在中国媒体曝光之前我就知道了。因为暴料的网友曾是我家人的同事,我也见过此人一两次。最近因为其他事情跟我家人的交流较多,顺便提起了此事。她曾是国内某名牌大学英语专业的教师,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读博士。 看看于丹之后的反驳,显然是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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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

[这是我以前在新浪博客上转的一篇胡适的文章, 还没有贴完我的博客就被封掉了。不少学者扼腕叹息:中国错过胡适一百年。我一直觉得胡适实在高明,可是被中国批判了半个世纪。快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人,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胡适当时的高度呢? ]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 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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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有理?黑屏有罪?盗亦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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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我是一名中国婴儿

我是一名中国婴儿,出生在北京或上海或郑州或武汉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是我妈妈生的,但不是我妈妈养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是喝母牛的奶长大的,我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是保姆带大的。 不是我妈妈无情,是她情非得已才这么对我的。 你一定认得我妈妈吧?她就是穿着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穿行在写字楼的那种女人。她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一出校门找工作就开始矮半截了,因为她是个女的,将来要嫁人生育的,这是个耗时耗力的漫长过程。国家劳动法上说不得歧视女性,但实际上没有对用了女人的企业任何物质倾斜。我妈妈要想保住自己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只有把我的诞生一推再推。等买好房子我也出生了,妈妈已经人似黄花老。为了我的顺利出世,年过三十的她只能选择在自己肚子上来一刀;为了我的生活安适,妈妈要挣钱还上金山般重的房贷,她三个月后就上班了。劳动法规定妈妈工作中间有哺乳时间,但是实施起来等于放空屁(请原谅我刚出生就说粗话,但实在是想给写这空头文字的人两嘴巴子),那点时间我妈妈除非长有翅膀会飞才能让我吃上奶。 就是这样,从此我就吃不上母奶了,从此我晚上就只能跟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或保姆睡了。我多么渴望在妈妈的怀里幸福地吸上几口,可是妈妈的乳房因为跟我分开久慢慢地干瘪了,即使有点奶水也是用吸奶器吸好存在冰箱里了。我多么渴望我就是吸奶器本身,那样我还可以和妈妈的乳房亲密接触;我多么渴望有星星的夜晚在妈妈的怀里听着她哼的歌闻着她的味道安睡,可是那样她第二天就会在办公室里或讲台上或手术台前打瞌睡,她就会失去工作,我爸爸就会因为生活的压力变得更累。我们家的房贷就有可能还不起,我三年后上幼儿园的赞助费和保育费、我六年后上小学要交的赞助费、我十三年后上中学要交的赞助费、我十八年后上大学要交的学费…..这个国家自从明确了义务教育制,家长要交的钱反而更多了。所以我妈妈狠下心来不让我吃母奶实在是为了我将来好啊。我没理由抱怨她的不负责任。 就算我爸爸有钱有权有地位,我妈妈也不敢安安心心地在家哺育我抚养我,她不仅怕被社会淘汰,更怕被我爸爸淘汰。也不知怎么了,这个国家的男人换老婆换得那么心安理得,还指责妈妈一天到晚就知道家务孩子不求上进。如果妈妈老是和我待在一起,她就会和我一样单纯,她就会越来越不懂这个社会,这个被男人主宰的丛林社会。那么很可能当我不需要她的怀抱之时,也是不经然发现我的爸爸投进别的女人怀抱的时候。碰上有良知的爸爸,会给我们母子留下较多的抚养费;碰上没良知却有心机的,财产可能早被他悄悄地转移了,我妈妈和我怎么生存?这个国家根本没有严厉又可行的法律保障我们,保护妇女儿童那都是挂在文字上的空屁。所以我是因为吃不到母乳缺乏安全感,我妈妈是因为社会保障有问题缺乏安全感。作为弱势群体,这就是我们的悲哀现实。 就算我爸爸什么都有也不缺对我妈妈的忠诚和爱心,我妈妈也接受不了自己放弃事业的命运。养育子女使她缺乏成就感。这个国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丁,繁衍人丁的妈妈们自然得不到价值认可。所以我妈妈自己也不可能选择做家庭妇女的庸庸碌碌,她和她周围的人都不会认可生与育就是她的事业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我妈妈很快就摆脱了我的啼哭,抖擞精神出现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她绝不做绝望主妇。 这就是我的命运。一个中国城市婴儿的命运。好在我爸爸妈妈加起来挣的钱除了供二十年的楼外,还可以咬咬牙让我吃上国外品牌的奶粉。所以我目前的肚子里有结石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我现在很快长大,在喝液态奶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呀?算了,还是停一阵子,等这个国家的成年人集体恢复良知了再说吧。不过估计我那时候也长大了。 我是一名中国婴儿,出生在河南或四川这样的中西部省份的一个小乡村里。本来我可以拥有快乐的童年的。我们那里的空气是没有污染的,小河是清澈的,蔬菜是不打药的,村子里的人是淳朴的,这样的环境是很有安全感的。这是我的家,我的天堂。 可惜我的天堂里没有妈妈,因为我是我妈妈生却不是我妈妈养的,我是我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养大的。我是喝母牛的奶长大的,不是直接喝,是从一只陌生的牛妈妈乳房里挤出来奶,加点什么化学东西,这样看起来我身体所需的蛋白质还是有保证的。而且这样的奶粉也是我们家能给我隔三岔五买得起的。 我渴望躺在妈妈的怀里,自由地吮吸。我渴望闻她身上的奶味。但是妈妈在北京或上海或苏州那样的大城市里,可能在工厂做工,也可能正在一个陌生的人家替人家抱孩子,抱一个同样没有妈妈的奶吃的城市孩子。 我妈妈为了省钱,一年回来一次或者不回来看我。她看着我在照片里长大。 种地不挣钱,村子里的土地也越来越少,我妈妈只有努力工作才能给我买奶粉。妈妈其实我需要的是你那温柔的乳房,你的怀抱才是我的天堂。虽然我还没有记忆,但是潜意识将伴随我终身。 我的婴儿时代可能比非洲儿童好很多,我至少有奶粉吃不用挺着大肚子,但是跟欧美和日本的孩子比呢?我最羡慕日本孩子,因为他们的童年都有妈妈陪啊。 晚上我躺在院子里的摇篮里,望着星星,想妈妈的样子。 我想等我长大了,可能正好碰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在战场上碰到了鬼子的后代,他们比我高比我壮,我还没开打肚子就疼地蹲下去……可能是小时候的结石病又犯了吧? 我绝望地躺在战场上,止不住流下眼泪,对着中国的天空我伤心地追问: 有多少乳汁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成长可以等待? 转贴自:http://beiping93.blog.hexun.com/23270124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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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再谈手段和目的

lw56102网友在《一件小事看群体事件的另一面》一文的结尾问到:“假设我们可以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抗议示威,真的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吗?” 我觉得分成两个问题比较好:一是“自由”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二是什么东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保证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 先说自由解决什么问题。很久以前清华的赵南元教授问我,给你自由,你用它做什么?我当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是的,自由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一样。 快乐怪物网友在lw56102君上文中的留言:“当然不能。但是,允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抗议示威,至少能形成社会震慑力,足以让制造问题者多少要有所顾忌,减少问题的出现。健康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万能的。但它可以更大程度地制约社会的混乱。” 对怪物的观点,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仅仅是因为“自由”的上述功能才要求自由的权利吗?如果自由没有这些功能,我们就把自由抛弃了吗? 又回到了当初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上了:自由,究竟是目的呢,还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如果自由是手段,那么这个“手段”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什么“手段”可以代替自由?就像希特勒所承诺的那样:“他们一生都将不再有自由”?那些希特勒的孩子们,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甘愿放弃了自由? 如果自由不是目的,那么没有了自由,我又是什么呢?当然,你也有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在我看来那只能是奴隶(不是奴才),就像希特勒的孩子们一样。你当然可以心甘情愿地作你的奴隶,但是在不妨碍你的“自由”的前提下,我也有我争取自由的权利。 把自由绝对化,是自由的攻击者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捏造一个显然荒谬的观点安在对方头上,好像对方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比如,赵南元教授对我说“你不能在拥挤的电影院里大喊“着火了!” 我何时主张过这种“自由”了?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自由”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由自己”,这是由于汉语中没有准确表达西方“自由”这一概念的词汇造成的。我理解的现代“自由(Liberty)”的概念,是免于压迫的自由,是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 正如哈耶克所言,自由意味着法律高于一切。“公民记者”周曙光在采访黑蚂蚁养殖户时被迫接受有关部门的“教育”:“没有绝对的自由”,周曙光回答:“我不需要绝对的自由,我只需要法律保护之下的自由”。把自由理解为“由自己”,这也许是自由的攻击者,总是想不清楚这看似矛盾、其实自洽的逻辑。 ***** 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保证“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民主、自由能做到吗?当然不能,正如上文所述,自由不是解决目的的手段,自由本身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它本身只是一个问题。民主当然也不行,甚至就像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老教授曾说,民主本来不是让你干好事的,但是民主的程序让你干起坏事来却很难。 我曾经为某一具体的网络安全问题提出过一项建议,领导批评说:你的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你能保证以后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吗?我说:我的建议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安全问题,从来不试图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能保证以后类似的攻击问题不再发生,并且尽可能的预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但我从不去试图解决现在还预想不到的问题。 没有万能的技术,在工程技术领域与我持相同观点的大有人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或曰演化论)影响的不仅仅是科学界,也包括工程技术领域。互联网的体系结构委员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的专家们有一个共识:互联网体系结构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RFC1958),没有设计完美而且一成不变的结构。如果说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是不变的话,那只有不断的变化才是不变的。 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胡适当年讲:“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即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 我想胡适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他所鼓吹的“主义”就可以替代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别忘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这位“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 把“民主”万能化、把“普世”宗教化,往往是对民主、自由持批判态度的人捏造的观点。他们的逻辑,和上述把自由绝对化之后按在你头上一样,也就是国民党当年批判共产党人“共产共妻”一样。 倒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民主没有这么高的期望,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默所言:“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然而,我们人类非完美生灵,我们建立的任何制度必定会有缺陷……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 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每一代人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 究竟是谁把民主、自由、把“普世”给宗教化了? *** 我不是政治中人,也不想为任何宗教信条“摇旗呐喊”,也不关心“举旗子”的是什么人,无论是温家宝、司马南还是南方某报。我只是谈我所理解的“普世”价值,即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是全人类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已,就像我们应该追求真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样。绝对的真理、公平不存在,不等于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一目标。 同样因为我不是政治中人,对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制度不愿多谈。我不认为在一群拥护专制的奴隶中推行所谓的“选举”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也不认为是现在的社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我在以前的文中说过,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怎样的道德,就会有怎样的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鲁迅先生当年指出的,那几千年吃人的道德外加几十年阶级斗争造成的。我认为道德当中最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价值观。 但是那些动辄骂别人“摇旗呐喊”的批评者,你自己又在为谁“摇旗呐喊”呢?在科学、民主和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普及的历程中,说其实就是做。 何况,“言论自由”本身是我的一项权利和自由,我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才需要言论自由的。即便我在“宣传”民主和科学或“普世”价值方面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理解,或者跟你不同的理解而已。 我手写我心,这本是我的自由、权利,无所谓高尚与卑鄙,怎么在你看来就是“摇旗呐喊”了?你有什么证据表明我已经投身西方宗教、或者收了西方敌对势力的银子?用你的逻辑是不是可以说,你也是为了你的宗教、或者政府给的一块骨头而在“摇旗呐喊”? 如果连这些“共同追求”的目标都否定了,又何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你又用什么样的“手段”,又要实现怎样的“目的”呢? 或者,如果连存在普遍的标准也不承认了(且不论它是什么),你又凭什么批评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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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南商讨普世价值(中)-3 :是民主选择了希特勒吗?

在最近的几篇文章和留言中,我和网友们讨论了“民主”作为我们追求的价值观,它与当前的某个国家里实现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码事儿。民主的形式或曰制度也许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保障每个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应该成为每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民主政治的目标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像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为了换取面包,而是为了能够让人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面包,同时保障自己手里的面包不被非法剥夺。 但是,反对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公然和我胡哥和温哥唱反调的人,却非常地理直气壮。在讨伐普世价值观的队伍中,司马南先生是个典型的代表。在与我辩论的几乎所有朋友当中(包括很多大学教授),基本都不会忘掉两个有力的武器:一曰“民主”葬送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二曰“民主”选择了希特勒这个恶魔,司马同志也不例外。他们对“民主”和“自由”大加嘲弄(比如,司马南所误读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主张的“迁徙自由”),借此说明自由的价值观是虚伪的、民主价值观不是普世的。 他们往往声称自己并不“反民主”,无论他心里怎么考虑都觉得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也不敢公然反对民主。一位在网上很知名的教授(和司马南先生一样在文革的丛林里形成的自己的价值观)在跟我辩论时声称,自己不敢公开自己对民主的观点,虽然他反对伪科学的主张得到众网友的赞扬,同时并不在乎来自许多民科和民众的攻击与谩骂。新语丝读者网的网友更不会公然反民主,否则,到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新语丝读者网上来干什么呢? 我知道“奴才”的称呼并不适合他们,实际上,我周围的朋友、同学、甚至家里的长辈大多数都持类似的观点。与业界的同行(大多也是教授)或者大学同学一起聚餐时如果谈到“民主”的话题,就像谈及“中医”一样,我往往会遭致多数人的围攻。他们对我在公开演讲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学术环境方面的自由观点颇有微词,虽然他们都承认我说的是事实,但是总是批评我说,你不该在那种场合下说出那番话。在饭桌上一个人“舌战群儒”的之后,回到家里爱吃的老婆总问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竟常常记不得吃过什么。 就像胡适当年感谢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多数人相信有神的社会中得到的“容忍”一样,我也感谢周围大多数人对我这个少数派的“容忍”。除了新浪在“容忍”了我不到一年之后关掉我的博客,除了偶尔受到领导的关心以外,也没有什么人要我闭嘴。就像很多人对我说过的那样,如果在几十年前,我早就被打成右派了。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但是并不“感恩”哪个组织或团体给恩赐了我自由和面包;某教授批评我说,我就是那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我得一再地提醒:别搞乱了谁是谁的娘。 我了解周围多数知识分子的追求。像我这样不分场合、看不懂领导脸色,尽说对自己不利话,老是那么“不成熟”、总是“一时冲动”做出许多“蠢事”,还上了政府的黑名单,无疑是在自毁前程。他们不能理解,我说“我最好的前程就是教书,做我感兴趣的研究”是何等的发自内心。对名利无休止的追逐,利益决定一切,屁股决定脑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在他们看来是何等的天经地义,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伪的。 从小生活在“孔孟之乡”、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附近的农村,我更了解中国的草根阶层、我的父辈们那些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我在《回乡杂感》一文中提到过农村的选举,虽然投票、选举的仪式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父老乡亲们懂得什么叫“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了吗?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乡里人的幸福感是恰恰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拥有特权,高人一等。父亲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让我读书是希望能够光宗耀祖、至少不再受村里人欺负。在我毕业以后,姥姥问我:“博士?能做多大的官?” 如果受人欺负了,如果自己的拳头不硬无法以暴制暴,又没有“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只有求助于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了,他们不知道“法治”为何物。村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因为耕地和村长家的纠纷问题,至少301次上访了(截至2007年5月),从县里、到省里、去年到北京的各级“青天大老爷”都找过了,都觉得老人的问题应该解决,各级领导的批示都有,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老人到北京上访时也曾经找过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打官司、走法律途径呢?我对这个自上而下建立的官僚机构能够监督自身,早就彻底丧失了信心,更加不相信这个文革时期出台的“上访”制度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过,同时我也知道,我们当地的司法机关,同样也不太可能帮助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因为在现在的体制下,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一体的,他们都在“书记”这个“一把手”领导之下。与西方强调分权、制衡不同,我们总是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 我曾通过朋友帮老人联系过我认为最敢说话的两家权威的大报,其中一家报纸的副主编告诉我,因为老人是退伍军人,政策不允许他们公开报导。这又一次加深了我对中国“言论自由”的理解,我对中国所谓的“媒体”,也不抱什么希望。在此过程中,在老家县里工作的亲戚一再告诫我,不要过问此事;否则,如果在报纸上让县里在全国范围内丢脸,我在老家的亲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也许我的家人庆幸媒体没有公开报导此事,然而这对那位老人来讲,何尝不是一种不幸呢?请问那些习惯于用利益决定一切进行思维的人,究竟谁的利益是衡量的标准呢? 扯远了。不过,在讨论德国的“民主”选择了希特勒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讨论一下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念并不是废话。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吃人的道德”,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改变了多少呢? 因为实行了投票和选举,中国当今的农村,就是“民主”制度了吗? 我坚信,是我们村里的乡亲选举出了村长(和以前任命的是同一个人),而不是“民主”选了他;无论他是个圣人还是王八蛋,都是乡亲们自己负责。如果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只能怪列祖列宗给我们留下这唯利是图的道德标准,从来不懂得去追求真理和正义,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 然后,我们再把眼光投向二战前的德国,是“德国人”选出了希特勒这个恶魔,而不是那个所谓的“民主”。那么,整个民族为什么竟然把这么个恶魔当作追随的楷模,把他推向元首的位置,进而无条件服从呢?难道都是选举惹的祸吗? 卡尔.冯.奥西茨基曾是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记者,诺贝尔委员会在1935年颁发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是太阳集中营中的犯人。1931年,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希特勒的文章:“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本文打算从德国的民族精神说起,或者从德国的传统价值观来讨论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希特勒。然而,我们无法割裂历史讨论现实的问题,就像我在上文中讨论苏联的“民主化”不能割裂俄罗斯的历史一样,德国的民族精神、德国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也离不开德国分合不定、变化频繁的历史。 抱歉,正文还没有开始,文章已经够长了,算是个序言吧。在探讨德国“悠久的历史”(或者说又臭又长的历史)之前,我们都暂且休息一下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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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还是民主,手段还是目的?

面包还是民主,手段还是目的? 段海新 —— 坐稳了的奴隶只想改善自己的伙食,他们只是把民主当作换取面包的手段。 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个老问题了。然而,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清楚,关于温家宝同志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之一,就存在很多疑惑。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把民主作为建立新政权的目标之一,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一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正是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共产党才得到了个民主党派的拥护。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于是民主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如果民主只是一种“手段”,那么民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且不提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样的观点恐怕连左派也不能接受。如果把经济发展当作“民主”的目的,或者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或者把提高“综合国力”作为民主的目的,也许很多人可以接受。于是,根据GDP或者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这样的结论似乎合乎逻辑:“民主”不是任何国家、任何阶段都适用的,专制的效率比“民主”的效率更高云云。 然而,民主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吗?难道“民主”真的只是为了使一个群体在国家的“丛林”里争取优势地位吗?如果民主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那么民主也许不是“普世”的,二战前的苏联、德国和日本同样可以称霸世界。 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获取直接的物质利益是唯一的目的,其他一切都成了“手段”。在一个国家内部,坐稳了的奴隶只想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对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并不关心。“要民主、还是要面包?”给出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逻辑、加上奴隶的心态,奴隶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面包:怎么奢望自己和奴隶主讨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呢?还是面包来的更直接吧! ******************** 我所理解的民主,是保障每个人在政治生活(或者说公共事务管理)中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概念与“平等、自由”是密不可分割的。如果承认了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那么“民主”就是必然的选择。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权利,本身就意味着这是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什么“手段”。 投票、选举、两党制、三权分立等等,只是实现民主的形式或者“手段”,没听说这些形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也许这只是当前能够看到的、实现民主最不坏的“手段”或形式。实现民主的形式或手段可以有多样,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雷默所言:”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而民主的宗旨只有一个:尊重每个人有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 为什么现在大多数的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学技术进步,我理解部分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平等和自由发展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后,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中的错误决策容易被纠正。因为有了民主的政体,政府只是在公共事务管理、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得比较好,经济的发展,那不是政府的功劳,那是“劳动人民”的功劳。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并非因为有了民主这种“手段”,那只是把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民主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在一片沙漠上推行民主,不会直接把沙漠变成绿洲。把经济发展缓慢归结到民主头上,那是驴头不对马嘴了。何况,你也没有论证出民主和经济不发达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把天亮认为是鸡叫引起的。 “民主”不是君主自上而下的恩赐,只有大多数人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争取民主权利时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一群野兽或是猴子身上推行投票、选举,也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样,在二战前的德国、在前苏联这样大多数人拥护集权、专制的国度里,无论英法美等国为德国制定怎样的宪法、无论戈尔巴乔夫怎样的新思维,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为了实现民主的宗旨,也许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把某些形式的失败归结为不适合“民主”,因而得出民主不是“普世”的,是分不清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缘故。 没有谁说过民主万能的,它只是要保障每个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管理中的平等权利。在民主国家的私营企业里,也是董事们说了算,从来也不是靠员工投票决定给自己发多少钱的。在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中,究竟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老婆说了算,那是你们家里的事情,只要不使用家庭暴力、不违法,爱怎么做怎么做。 在学术研究中,“学术民主”的提法也许不是很合适的,或许“学术自由”更为贴切,当然自由研究的前提也是不违反法律。如果你用自己的钱、或者用私人资助的钱搞研究,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共资源时,比如花纳税人的钱搞什么永动机或者水变油,仍然需要民主的监督。 即便在美国这样民主国家的军队里,也没有靠投票来做决策的。然而,把公民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当作军队来管理,剥夺了公民民主参与权利、言论自由,一切强调“统一思想”、服从领导,那快成了军国主义了。君主集生杀予夺的大权于一身,带领一群放弃个人权利的奴隶,可以造就金字塔的辉煌,可以修筑长城的雄伟,甚至可以造就飞天的梦想…… 如果只希望“崛起”、希望在“世界民主之林”的“丛林”里称王称霸,也许民主的确不擅长此道。问题是,你愿意在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小国里做一个自由的公民,还是愿意在二战前的强大的德国、绝对服从元首、为希特勒充当炮灰的奴隶? 如果你不幸是犹太人呢? 在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也许民主并没有成为解决矛盾冲突原则,有时我们分不清楚“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丛林法则”的存在,就接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否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停留在丛林时代。事实上,我国政府也在强调各民族在世界上都有同等的权利、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方式解决冲突。 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民主,私人事务需要自由(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在“平等、自由”成为共同道德标准之后,民主作为目标,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了,还需要怎样的论证呢? 鲁迅先生笔下的奴隶心态,在新语丝读者中不乏其人。“面包,还是民主”?提问的人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给你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二者选一呢?如果你不想继续回到笼子里做奴隶,为什么不把面包和民主都留下呢? 如果你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换来了奴隶主恩赐的面包(实际上也是你的劳动所得),有一天奴隶主想夺你的面包的时候,你只有向上帝、佛主、安拉或者玉皇大帝求救了。或者你只有冲出笼子,杀掉奴隶主,抢了面包。 你的自由、你与别人平等的民主权利,这本是你做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的尊严;保住自己民主权利的同时,你并非丢掉了面包;只有用自己的权利挣得的面包,才最为可靠;也只有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包不被抢了去。 因此,说民主价值观是“普世”,是说“保障每个人在社会上平等的权利”这一目标是普世的;也就是说,在任何国家内部,人都应该是“生而平等”的。 如果你说民主价值观不是“普世”的,在哪个国家里,人不应该是“生而平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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