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科学与哲学

编程随想:谈谈逻辑谬误

摘自: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1/03/logical-fallacies.html ★什么是逻辑谬误? 本文所提到的”逻辑谬误”,也可称为”谬论”(洋文叫fallacy)或”诡辩”,主要是指逻辑推理过程中,出现的推理错误。这种推理错误,可能是无意滴,也可能是推理者有意引入,来误导别人滴。 在当今世界,由于网络发达,各种信息充斥其中。很多网络上的言论,为了达到说服人的目的,会采用一些诡辩的手法。如果你不晓得如何识别”逻辑谬误”,就可能被蒙蔽、被忽悠、被洗脑。所以,了解相关的知识,是很重要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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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见的逻辑谬误(Fallacy)辨析 (1)

我跟各位同学一样,没有在课本里学过什么是逻辑。但如果多一些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不妨碍我们能够识别某些观点不符合逻辑,逻辑上称之为Fallacy(谬误)。这种谬误在我们的生活、所接受的教育、宣传中比比皆是。 以下是我遇到的一些Fallacy的例子,也许在中国处处都是。我根据清华英语专业写作课上介绍的条目整理,有些Fallacy的中文翻译不是很好,也许我们的汉语以及我们整个文化中,太缺少逻辑了(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汉语水平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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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讲逻辑谬误的短篇小说:爱情是个谬误(Love is a fallacy)

曾经调查中国的无线网络标准WAPI和国际IEEE 802.11之间的标准之争,争论中有很多典型的逻辑谬误。想到国外英语写作课程中常用的一个经典范文:Max Shulman的短篇小说 Love is a fallacy。这篇文章分析了几个常见的逻辑错误,虽然是在讨论证逻辑,但是一点也不枯燥,非常有意思。 原文参见[3],以下中文翻译来自[4],我对照原文,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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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模型究竟忽悠了多少人?

Those who do not study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J. Onions, RFC 1606 历史上OSI模型和TCP/IP长达十几年的竞争,现在已经很少提及了。在今天的中国,各种标准陆续出台,下一代互联网、IPv6等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甚至也有宣称IPv9互联网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重复历史。我们能否在实践检验之前就宣布它的成功、宣称它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回顾OSI诞生到消亡的这段历史,希望能够引发对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研究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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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都是个人“偏见”,谁的观点是“全见”?

无论在网络还是现时生活中,都有很多人说我“偏激”,说我“爱钻牛角尖”、“思维方式有问题”等等。比较仁慈者,说“那只是他个人的偏见”。 是的,我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偏见”,但是我不知道,哪个人说的话不是“偏见”,而是“全见”?! 我接受哈耶克的观点:知识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1]。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有哪一个人能够穷尽上下五千年、遍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集中所有人的知识和智慧?也许我们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都像是瞎子摸象,只能说某些观点相对更全面一些,不能因为自己傲慢的“偏见”就不容许别人的“偏见”。 我通常只是阐明我自己的观点,并不想说服任何人;如果有人愿意接受我的观点,我也希望他是经过独立思考之后的,那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也尽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如果发现我自己的认识有误,我会校正自己的观点,不以为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那些担心我的“偏见”会“误导”别人的人,是不是自己经常被别人“误导”;然后问问自己是否学会了独立思考,再考虑一下自己的观点是不是“全见”,是不是也只是“傲慢与偏见”。 我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只是因为我的思维方式跟你不一样,或许和很多人不一样;你有什么理由相信,我的思维方式错误,而你和其他“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呢?  有人说我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不知道“顾全大局”。我当然只能站在我的立场来说话!除非别人给了我授权(比如用选票选我做代表),否则我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 我不知道有谁可以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说话。有“顾全大局”的人说自己代表单位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然而他能够代表的唯一依据就是,他目前坐在那个位置上。即便我们承认你的位置合法,你在代表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决策之前,也应该首先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吧?凭什么你偷偷摸摸就把我们的利益代表了? 曾经有一位官员对我说,“领导”们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因此他们更能够“顾全大局”。也许他们的确能够了解到不为我们小老百姓所知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也不一定就是全部的真相,而且他们要顾及自己、上下级的领导面子和利益,考虑自己的位子是否稳固,这也许是他们所说的“顾全大局”和“社会稳定”。所谓的“稳定”,究竟是稳谁的“腚”?老百姓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没法再稳了。 也有人说我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完全是个人的偏见,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关于批评的资格问题,有人说我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比如我又不是中医),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一个学生跟我闲聊时说,美国的人权问题一大堆,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一个小偷有资格指责另一个小偷吗? 按照这个逻辑,我不知道世界上究竟什么人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如果还允许世界上存在“批评”的话。也许只有道德上完美无缺、知识上无所不知的人,才可能有批评别人的资格,我想也许只有上帝才行。 当然我们都不是上帝,于是我们都要闭嘴了,除非是歌功颂德。于是剩下的只有同一个声音,社会就和谐了。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就真的不需要批评了吗?没有了批评的声音,社会究竟会怎么样呢? 在你用你的“全见”说服我之前,我会执着的坚持我自己的“偏见”。那些“偏激”、“钻牛角尖”、“思维方式有问题”之类的批评,丝毫不能改变我的“偏见”,或者让我放弃批评的“资格”。  [1] 阿兰.埃伯斯坦著,秋风译《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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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忽悠思维”的几点补充

新语丝上的寻正网友在罗集人《以比喻代论证——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色》[1]之后,定义了“忽悠思维”的十大特色[2]。根据我和一些人辩论中医、自由等话题的经历,继续补充几点:一是转移话题,二是泼脏水;三是人身攻击。   ***************** 先补充罗集人所说的“以比喻代论证”,寻正把它列为忽悠思维十大特色之首,我觉得它当之无愧。 不能否认联想和类比是启发灵感、认知未知事物的重要方法,在文学上用它可以写出流传千古的佳句。比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古人把才女称为“咏絮之才”,可见古人对类比思维的重视。 林语堂先生用中国众多的谚语和比喻描述这种思维方式。“下面学术性的句子很难译成汉语:‘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中国的翻译家可能会用孟子的一句话来代替‘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How could I perceive his inner mental process?’翻译成‘我怎能感知他大脑内部的运动过程’远不如‘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3]。 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不善于分析、不喜欢抽象,所以中国人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 医者意也,类比思维在中医中的“伟大成就”不必多说了,在政治领域中也成就颇丰。陈竺部长也用两小儿辩日来论证中医,当官的靠忽悠老百姓治理国家,历来如此。“国家”本就是以“家”比“国”,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就不需要论证了。   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北朝鲜,他们的“主体思想”大概类似于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吧,其“革命的首领观”称:“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头脑的指挥。如果没有头脑,就失去了生命。”其“社会政治的生命体论”称:“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6] 今天,如果有人用类比方式撰写科技论文,没有了实验与逻辑,大概也只能发表在国内中医相关的学术期刊上了。但是,却有些科学名人也大量地使用比喻代替论证,很像是“咏絮之才”。当然,不排除他的好意,比喻的方法特别能忽悠老百姓。 其实,老百姓也忽悠领导。有人曾说过,向领导汇报要学会打比方,一个好的比喻胜过千言万语,也许因为领导通常听不懂逻辑。好的比方不仅可以让领导很快接受你的观点,高兴了也许还会赢得领导的夸奖“人才啊!”。  ********************************** 忽悠思维特色之十一,转移话题:我说A不对,他反驳我说B也不对。比如:  我说有些中药副作用很大,他会说,西药就没有副作用吗? 我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会说,难道西方文化就没有问题吗,还给我推荐一篇写欧洲中世纪黑暗历史的文章《不了解欧洲的历史,就不了解我们是怎么卖国的》; 我说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他会问,伊拉克问题是不是美国造成的?  ……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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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上的即席发言

我上个月应邀在YOCSEF论坛上做过一次《反思互联网和信息安全技术》的报告,所以收到了这次关于“从‘汉芯’事件反省中国专家体系暨专家道德规范承诺书签署仪式”活动的邀请。 YOCSEF是个民间组织,靠会员的会费(200元/年)组织活动,我喜欢参加这种需要自己交钱而不是挣钱的活动,所以我已经申请了成为YOCSEF的会员。 今天活动的内容我不想多说了,也许很快就会在YOCSEF网站上刊登(参见YOCSEF网站),也许会见诸媒体,因为今天到会的有不少媒体的记者。我不是演讲人,对这个话题也没有准备,我只是对现场演讲人的一些观点提出我不同的看法。按照主持人的要求,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以便给更多的人以发言的机会)。由于时间限制,会上我只说了要点,以下是根据我当时的即席发言补充整理而成。 对第一个报告人蒋劲松博士的观点,我绝大多数是赞同的。科学家从来也不是道德的典范,比如爱因斯坦。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工程、技术问题,和经济、商业紧密联系,科学家也有人性的弱点,不能靠道德而是要靠制度来约束。 对于蒋博士“人治”和“法治”的观点,我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蒋博士最初的观点大概是,“法治”不一定比“人治”更好,提到了陈寅恪的例子。据蒋博士说,陈寅恪进入清华,是因为梁启超的推荐,按照我们现在人才引进的制度或标准(发了多少论文、承担过多少重大科研项目),陈先生根本进不来,但是梁启超个人可以为陈寅恪的学术水平担保。而现在,我们现在引进人才有了制度的约束,却没有人负责了,比如清华的刘辉事件。 我的观点是,现在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不是“法治”的错,而是“法治”或者制度没有健全的缘故。“法治”不是不要个人负责,也不是笼统的要一群人负责,而是通过制度的手段,明确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人治”的恶果,或者有制度得不到执行,仍然是“法治”的问题。 蒋博士也解释说,他在这里用“法治”和“人治”这两个词好像不太合适。 所有演讲者的报告之后是自由讨论时间,在一位女士发言之后,我总算抢到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那位女士大概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考虑改进制度,而不是批评学者或专家个人。 我认为必须批评个人,要个人出面负责。我的发言向来是单刀直入,我的批评也是指名道姓的。 我们都知道制度有问题,但是现在的制度是谁制定的?不是所有科研人员吧?对于制定制度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当然应该提出批评,否则批评一个空洞的制度,谁来为制度负责、谁来改进制度?方舟子打假打得都是个案,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项工作的功绩。“汉芯”造假这件事,到现在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我们如果坚持追究到底,让个人出面承担责任,这个制度才会逐步完善。 否则,哪一件事不是个案、哪一个人不是个人?我们期待什么时候、由谁来解决制度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批评意见提给杜子德秘书长(尽管杜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知识分子)。自由发言一开始您提到我们的讨论没有禁区,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马上又给我们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这不符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当年陈先生要在“不尊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条件下研究历史,时代进步了这么多年,我今天的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 我的第二个批评意见(或者说不同意见)给杨玉圣教授。我同意您说的“学政分离、大学独立”,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纪委出一纸批文,我觉得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这也跟大学的独立相矛盾。国际歌里唱道,“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学术要独立、大学要独立,需要我们学术人去争取,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不能靠什么皇上的圣明。 我也不同意您的说法,让研究者和学生成为书呆子、学呆子;应该尊重研究者和学生的个人利益和兴趣。应该象《世界人权宣言》里所说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而不是为了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国家的需要,应该只是成为学生的选择之一。只有个人独立了,才有大学的独立,学术才能独立。 我也不同意杨教授关于“当下学术生态恶化”、“学术失范”、“回归”等观点。范老先生也回顾了历史上的中科院,认为那时中科院当初的学术规范和道德曾经是很不错的。好像今天的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人心不古了。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从来就没有规范过,建国以后也是如此,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恶化”,“回归”也是无从谈起。中国从来也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学术一直是行政的奴婢,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失范”,更是何从谈起? 今天汉芯事件能被曝光,并且成为千夫所指,说明我国的学术规范和道德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说学术“失范”,前提是我们以前有了“范”,可是杜秘书长,你们起草“专家道德规范承诺书”时,有什么过去的规范可供参考吗? 说今天的“权学交易”,应该说也比以前有所进步。以前是“学而优则仕”,权力和学术是一体的,现在至少分开了,所以才会有“交易”。说现在的大学是官僚机构,历史上何尝不是呢?我们的校长是副部级、教授等同于处长,这是什么时候定的? 说今天的学术造假,“学术生态恶化”,难道计划经济时期比现在好吗?编造出亩产万斤、针灸做麻醉这些神话,当时的专家都哪里去了?钱学森老先生提倡人体科学、特异功能,后来的气功热、甚至法轮功跟这些都不无关系,那时其他专家的道德规范在哪里? 范老先生提起原子弹,的确不是学术造假,我也不否认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老专家们的巨大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何况原子弹的技术也不是我们的技术创新,钱学森等人也是学习美国现有的技术)。我们现在也造不出古埃及的金字塔,那是奴隶制的优势。所以,我认为造出原子弹跟当时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没多大关系。 我并不是说,因为历史上这样,就说今天的情况就是应该的,而是反对所谓的“回归”,回归到什么时代?文革时代?还是科举时代?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打破旧的体制,逐渐建立一套全新的体制、新的规范,没有什么可“回归”的。 说到专家个人,我觉得从客观上讲,一般来说,院士这一级的“老专家”应该比我这样的“小专家”更为客观一些,因为他们的地位可以让他们说真话(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的道德水准应该更高一些,而我这样层次的“小专家”就有更多顾忌,有很多利害关系需要考虑。 关于业务水平,我觉得老专家的判断未必更专业或更全面。“术业有专攻”,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就像范老先生您七十多岁了,您的阅历和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是我所经历的,您也未必都经历过。我曾写过一个故事叫“故事新编:盲人摸象”,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识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片面”,但是只有坚持自己“片面”的认识,同时又能够广泛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才能逐渐认识到大象的全貌。 作为政府的决策者,应该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不能只听好听的;我们的媒体,应该能够让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表达出来,媒体本身没有责任、也没有能力作出判断;而专家本身,需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坚持自己“片面”的认识,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或支持,而无需为决策的失误负责,除非是专家本身也是决策者。 最后论坛结束时我争取到一个简短发言的机会,最后的几句话: 我像范老一样,也对我们学术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市场经济发达了,个人有钱了,自主性大了,个人(也包括专家和科研人员)的人格独立了,我们的科研体制也会逐步健全了。但是这不能靠哪个圣明的皇上的恩赐,这需要我们学术圈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努力。 会议结束,二十来个人留下来一起吃饭。 我对范老先生的风度还是非常佩服的。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而且会上指名道姓的批评了他的老师钱学森先生,老先生在论坛结束时还是表示了对我的认同。他说看到有我这种人,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说话,是社会的进步。 吃饭时范老说,生在当代社会是我的幸运;若在他那个年代,我这样的人早就被打成右派了。我也向这位老校友表达了我的敬意,发自内心的尊敬。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如此关注学术界的发展,拄着拐杖参加今天的论坛,实在难能可贵。 范老先生临走时对我说了四个字: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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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盲人摸象

尽管类比经常会误导人,但是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不易误导人的东西                                              –塞缪尔.巴特勒    故事新编:盲人摸象   古代印度有几个盲人,逮住一头大象一通按摸之后,便开始争吵,有的说像一堵墙,有的说像一条蛇、一棵树、一个扇子、一根绳子、……。他们争论不休,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完。   为了说服对方,这几个盲人回到大象身边继续摸,不过没有准确回到原来的位置,原来摸到蛇的,这次摸到了树;原来摸到树的,这次摸到了扇子,……。回来后他们继续争论:大象就像一颗树上绕着一条蛇,大象就像一个树上长出了一把扇子,……。   吵了一辈子都没有“统一认识”,印度的效率确实很低。于是他们的后代(巧了,都是盲人)发扬“愚公摸象”的精神,一代代继续摸、一代代争吵,他们的认识也一步一步接近了大象的“真相”,逐渐搞清了大象的全貌。   后来那头象被送给中国,也许是曹冲称过的那头象。碰巧也撞到中国古代的几个盲人,只不过这几个盲人是一家:爷爷、父亲、哥哥、弟弟。同样他们也摸到了不同的部位,都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于是他们开始描述象是什么样子,发言的顺序嘛,当然以年龄的长幼为序。   爷爷佝偻着身子,只摸到了象腿,于是说:“大象就像一棵树,这一点无容置疑”。   父亲摸到了肚子,本来想说“像一堵墙”。但是爷爷是家里地位最高的人,自己也快要熬到这个位置,一家之长的地位、权威、面子,怎能侵犯。于是父亲说,“父亲,您实在太伟大了,大象它就是一棵树,树皮就像我们家的墙皮”。   弟弟摸到了象鼻子,抢在哥哥之前发言了,“不对啊,大象应该像一根很粗的绳子才对”。话音没落,父亲一个巴掌打过来,“逆子!竟敢如此放肆!爷爷会错吗?爸爸难道也错了吗?”。弟弟捂着脸不敢说话了。   哥哥本来摸到了尾巴,看到弟弟被打得鼻青脸肿,学聪明了许多。“爷爷说的,会错吗?爸爸的话当然也没错啦!爸爸还发展了爷爷的认识,大象就是一棵树、树皮象墙皮;而且我用‘气’感受到,树皮下还有经络。”   哥哥的话受到爷爷和父亲的一致称赞,“孺子可教也”,因为哥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爷爷、父亲的认识,还继承了父亲的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非这样的人才莫属。   于是,很快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大象就是一颗树。    和印度相比,效率的确很高,只需要半袋烟的功夫,外加一个嘴巴子。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当年的弟弟终于成了爷爷。那个嘴巴子让他记忆犹新。他把供奉着的爷爷的牌位砸烂,怒不可遏的对全家宣布:“老混蛋,大象本来就像一根绳子”。   于是全家人都反了,大象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根绳子,不过也有一两个多嘴的小孙子挨了耳光。   后来,弟弟的孙子也熬成了爷爷,于是,大象又成了一棵树。   中国这群盲人的后代碰巧也是盲人。和印度的盲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摸象了。   如果还有人问大象长什么样,他们就听爷爷怎么说;或者挖开祖坟找一找,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怎么说。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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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辩证法与放屁》

 辩证法与放屁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一定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尽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教授听得直摇头,说:“这是彻底的怀疑论,不是辩证法的观点。”   就这样,仅仅因为放了一个屁,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教授接着讲课:“辩证法的威力不仅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而且他能够轻易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   “可是我的屁就没有任何根据。”我抗议道。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其实很简单,它是你肚子里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必然结果。”   我哑口无言。   教授说:“下面我们不谈屁,谈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有理论基础。”   我赶紧说:“我要捡起西瓜,丢了芝麻。”   “很好。”教授说,“你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你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我就捡起芝麻,丢掉西瓜。”   “先有量变,才能达到质变。你解决问题的顺序十分正确。”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过次要矛盾。你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   “我既要砸烂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你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新事物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旧的事物必然灭亡。旧事物的灭亡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烂西瓜。既要捡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怎么办?”   “你这才算对辩证法入了门,重要的是:矛盾的双方不仅对立,而且有它统一的一面。你吃掉西瓜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你要砸烂西瓜,也并非不合理。只有将二者统一,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斗争。”   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可是,你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教授笑着说:“辩证法不解决任何问题,它的用途在于首先把人变成傻瓜——如果还有人不是傻瓜的话。”   “你是说‘首先’?”我问。   “是对,然后再从傻瓜飞跃到学者。”教授开始整理讲义,“关于辩证法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如何把人变成傻瓜,以及怎样实现从傻瓜到学者的飞跃,这是下一节课的内容。”   教授一蹦一跳,走出教室。   第二堂课: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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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辩证法来分析该死的辩证法:又一个悖论

用辩证法分析该死的辩证法:又一个悖论     最近总有人说我“偏激”,大致的理由是我没有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在批评的同时,肯定它的合理性、进步性、科学性,比如对中医、对传统文化、对专*制制度。   “辩证法”似乎成了中国最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今天就来惹一惹这个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普遍真理的“辩证法”。(我对哲学没有研究,当年政治课上死记硬背的辩证法忘得差不多了,可以说无知者无畏)。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句话符合辩证法的逻辑吧?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应用这个逻辑,便可以得出“风水尽管不科学,但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落后,但是它总有先进的一面”。“现在的制度虽然不完善,它总有合理的一面”。可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可以说“民*主是个坏东西”。   继续用“辩证”者的眼光来分析:山西的黑砖窑的奴隶制,是不是也有合理性、进步性的一面?   我们也“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下上面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事物可以不“一分为二”呢?   是不是辨证法本身,也是既有“对”的一面,又有“错”的一面?   在逻辑上都不能自圆其说,显然不符合科学的基本特征。 这种思维方法科学吗?   马恩列主义中的很多“真理”,我们今天都不信了,唯独“辩证法”在中国大行其道,深入人心。我觉得中国有“辩证法”生根、发芽并生长的肥沃的土壤,也许是中国认识自然界的“阴阳”理论和为人处事的“中庸”哲学。阴阳的荒谬不值一驳了;很多“聪明人”仍然坚守“中庸”这种和稀泥的“智慧”,揣着明白装糊涂。   无论什么会议,总能听见许多人模棱两可的发言。他本来是坚决的反对某个做法,特别是伤害自己利益的做法,但是在表达自己真实意见之前,还是会表示对该做法合理性的维护和理解,然后一个转折,“但是,…”,这“但是”以后才是他发言的本意,前面的话都是废话。对于不涉及利益的观点,很多人习惯于从正面、反面两个角度“辩证分析”一番,说一堆废话空话,根本不知道他是支持还是反对。不这样做好像表示自己不懂辩证法。   你就不能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观点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吗?!真受不了你!!   最近我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一名博士生,你怎么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邹恒甫和张维迎之间的矛盾。他的回答是:狗咬狗。好像非要把双方拉出来各打五十大板,方能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辩证思维。   经过一番“辩证”之后,“是非”、“对错”、“真假”都成了一团浆糊。我实在受不了“辩证法”这种混蛋逻辑了,该死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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